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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来源: 帝王/日期: 2010-12-0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在革命回忆录、革命家自传之类的著述中,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有首创之功。这本书以个人经历和工作关系为线索对党史、国史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性的著述,此后薄一波、胡乔木也写了类似的回忆录,它事实上提供了革命回忆录写作的一种新模式。李维汉资格老地位高且有相当的理论水平,故其著史料丰富,分析细致,已成为研究革命史和党史的重要参考。

1 “先锋”

现在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多次修改过的文本。原来的报告中,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乡间痞子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先锋。

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认为:“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中一部分易为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李维汉,1986:101)1927年毛在湘区区委以此作报告时,李曾建议他删掉这段话,后来的《毛泽东选集》确实删掉了,但毛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1937年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还说:“我们称无田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我们把没有足够土地维持自己生活的贫农看作半无产阶级。”(毛泽东,1996:231)“无产阶级”就是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李的观点显然更为正确。把农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锋,肯定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的一定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平出发,从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出发。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上述角色根本不可能充当革命先锋。毛的现实依据在于,产业工人在当时只占总人口比例中的极少数,革命只能依靠那些生活困难又满现状的广大农民,而要在在长期受中庸之道熏陶、满足于饱腹暖体、习惯于委屈求全的农民中发现革命的动力和要求,要想搅动死水一潭、几乎是千年不变的乡土中国,就只能靠毛称颂的那些充满报复和仇杀冲动的“革命先锋”。1926年5月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就说过“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陈晋,1992:153)言下之意是宋代就有无产阶级了。1927年2月12日,毛参加了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到武汉,更以两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著称。据张国焘回忆,他曾和毛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向他说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张国焘,1980:215—216)

矫枉过正之论是当时农村暴力必须的义理支持。这一点,深谙中国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在其作品中有生动表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赵树理既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却认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转化而来的农村干部的阴暗面。“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赵树理,1990:1438)在冯德英的小说《迎春花》中,担任村妇联主任的是在外面做过妓女的孙俊英;在韩丁的小说《翻身》中,成为长弓村领导的,一个是染了梅毒的雇工,另一个是常常当土匪的人。几十年后,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以王疯子的形象再度提示了农民革命的部分真实。

就发动革命的目的来说,毛的判断是有效的,游民暴力符合了“当前实况”,但也彻底破坏了乡土中国的组织结构、价值规范,又未能建设新的农村秩序,除了政治─行政的组织系统之外,革命后的农村实际处于价值真空和民间组织的缺之中。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使得革命成功几十年后人们开始怀疑革命的必要性。

农民如此,工人亦然。1928年,师哲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同学中多为上海工人,“他们的帮会、宗派气息却很浓,这是上海历史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即使在莫斯科,他们中的‘老头子’仍在起作用,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行政领导和党组织,左右着工人学员的思想和行动。这个‘老头子’名叫奈坚诺夫(不记得中国名字了),年龄不大,却很有手段。他表面上帮助组织工作,事事走在前面,却在暗地里搅浑水,处处掣肘。这一套,完全是对付资本家、统治阶级而练就的本领,却拿来对付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还引以为‘光荣’,说明工人阶级不一定就有工人阶级的觉悟。”(师哲,2001:39)

无论如何,“游民”和“老头子”之类的角色毕竟人数有限,他们只是“先锋”而不是主体。作为革命队伍主力的,仍然是那些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其实是被“拉夫”的。比如在抗战初期的太行区,“当时由于强调‘大量’,因此出现了彩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甚至用拉夫式的方式不顾条件地登记党员。结果,使许多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刘少奇不得不给省委写信“要反对拉夫主义”。(李雪峰,1998:102—103)要把如此散漫的工农组织成革命大军,非得有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和纪律约束。

2 幼稚与野蛮

1927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这一方面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革命先锋”失去约束后的破坏性冲动的释放,另一方面是从“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到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要求的:

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李维汉,1986:190)

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红色恐怖”(《江苏省委给宜兴的信》1927年11月2日)、“大杀豪绅地主”(《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1927年11月6日)。(李维汉,1986:180)

党史上源远流长的左比右好的观点就是在此时发生的,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此一思潮的引发,一是愤于国民党开了第一刀,二是激于陈独秀的放弃抗争:

拿我自己来说,在八七会议前夕,秋白彻夜翻译《告党员书》,他译一页,我看一页,最后翻译完毕时,秋白问我:“怎样?”我答:“一剂清热散(意指清醒脑筋),好极了!”(李维汉,1986:231)

盲动主义作为对投降主义的过激反动,同样使党蒙受巨大损失。后来的党史把这一切统统归结为党的幼稚。“幼稚”主要是就其不会争取民众而言,而不是说革命就不应当烧杀,就应当温良恭谦让,革命者的手是红色的,而中国革命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牢牢地为后来者记取而成为红色的海洋。历史并不遵循辩证法,陈独秀的“右”只是引爆了无休无止的“左”,却没有一个“合”。30年代的江西苏区、40年代末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都有杀死地主及各种“贱民”的行径。但革命者毕竟成熟了,在正式文件中,在公开宣传中,都有禁止“烧杀”的字样。1948年,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到香港时,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做过一个关于解放区土改的报告,既讲了运动的伟大意义与成就,也讲了不少运动的偏向,“此事被反映上去,中央某领导人很不满意,打电报给香港的中共工委会,指令工委会开会批评华岗。”(尹骐,1996:312—313)

3 知识人的左

1921年建党时,全国53个党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此后,党作了若干努力来强化党的阶级性,如陈独秀在“二大”前夕提出多吸收工人党员,务求占全数一半以上;“四大”提出为工人阶级“争取领导者的地位”的要求;1925年10月中央规定劳动者三个月、知识分子六个月的入党候补期等等,尽管如此,从“一大”到“五大”,构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大多数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改变了这一格局,在决定陈独秀出局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坚持“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过。“(李维汉,1986:181)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都认为,“五大”以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

从“八七会议”把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等同起来作为革命的对象起,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党的辞典上就成为一种可疑的、危险的角色,“唯成份论”开始抬头:

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又不是联合第一,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这种做法就会把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驱赶到豪绅一边。(李维汉,1986:179)

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因此弥漫开来。1927年《决议案》把“八七会议”后的一些错误和失误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求“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有贫农的的成份占最大多数。”要求“指导干部工人化”、“指导机关工人化”。对于这种“一刀切”,周恩来曾有批评:“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军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李维汉,1986:193─194)

瞿秋白、李立三是知识分子,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多是知识分子。后人对他们摒弃个人情感意绪以革命纪律和意志约束自己的献身精神也许会肃然起敬,但对其左的恐怖也肯定不寒而栗。过激行为是农民的本色,但左的理念却是知识分子的教义。党史上的极左派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其原因也许只有知识分子,才对历史和社会有一定认识,才会超越直接利益要求对社会和人性作一番彻底改造。农民会杀地主,但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把这一行为论证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才会在历史规律的意义上赋予暴力行径以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一套符合本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创建政党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换言之,工人党的理念和组织模式是由知识人提供的,知识人创建的不是体现自己要求的政党,从而在党这一方面,有一个构成分子(及领导人)与其阶级属性的矛盾,在知识分子,有一个真实身份与扮演角色的差异。解决的基本途径,是知识人必须背叛自己的出身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这就需要不断地批判、清理甚至消灭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为。在经历了苏区时代肉体消灭的过激阶段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创立了团结、改造、利用的政策,在党的立场上解决了党的阶级属性与党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的矛盾。

4 英雄气

左派领袖很有特点,瞿秋白是感情细腻的文人,王明极善讲演,而李立三则颇具一种夸张的英雄气。张国焘有些漫画式地写道:“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这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又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张国焘。1991:469)

1930后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曾表示不同看法。

李立三非常生气,说他右倾,妨碍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三在未接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7月13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李维汉,1986:305)

他还讲,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李维汉,1986:310)

李一氓回忆说,在1930年5月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立三在作报告的时候,脱离稿子说了一句:‘等我们打下武汉的时候,再告诉第三国际。’这一句豪言壮语,立刻传遍了整个房子,甚至于我们这些男男女女的房主人都知道了,真可谓语惊四座。”(李一氓,2001:120)

立三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之得罪太上皇,一是超过了国际,认为可以立即夺取政权,苏联应借机出兵东北,由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由于苏联一直怕战争,所以得知立三的谈话后大为恼火。二是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声称自己既要对国际负责,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他和总书记向忠发一起严厉指责共产国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对革命犯罪,阻挠革命。由于这两条,国际对立三的罪状“上纲”就高了起来。批评国际诚然有之,指挥国际却是夸大。“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张国焘,1980:468)

大概也只有立三在急需苏联帮助时敢于对莫斯科公开非议,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国党的独立性:

立三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领导工人运动有经验、有贡献,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骄傲起来。他的独断专横的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就是共产国际也不放在眼里。(李维汉,1986:320)

李维汉当时与立三立场一致,但对立三的评价明显低于对瞿秋白的评价。如果不考虑瞿死于国民党的枪口而立三是1967年不堪凌辱而自杀这一因素,那么影响这种评价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个性。李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李维汉,1986:237)秋白无疑令人尊敬,只是比起后来的个人崇拜,立三的独断又算得了什么?

立三曾被称为“中国的列宁”,不知是基于哪方面的相似。但列宁可以控制布尔什维克,且不理睬第二国际,李立三却既不能控制中共,又不能不听命于第三国际,所以他称不上是“中国的列宁”。“立三路线”后不久就令到莫斯科检查,历时15年,一度被投入监狱。胡兰畦在莫斯科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胡兰畦,1985:281)1946年5月,去国多年的李立三第一次晋见毛,师哲报告后,毛非常冷漠。“李立三如约来到,毛泽东对勤务员说:‘客人来了,倒杯茶。’然后对李立三仍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本来满腔热望,想向毛泽东倾吐衷肠,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经历和心思,但看见主席不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告辞。莫明其妙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国军服——美国给中国的的所谓物资救济。当然会使毛泽东更加反感。李离去后,毛泽东吩咐,让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师哲,2001:216—217)立三与毛在安源罢工时有过合作;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对毛在江西的作为有所支持,毛本来可对对立三更宽容一些。

立三个人的悲剧,首先是中党当时还不具备和国际“讲话”的力量。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批示信,认为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是“反国际的路线”。曾经是立三傀儡的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国际路线是中国党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批判立三敌视共产国际。其次,他回国后遭遇了一个更大的英雄毛泽东,真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说的,党内只有一个大英雄,那就是毛泽东。

从回国到“文革”自杀,立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没完没了地批判自己、歌颂毛泽东。1954年9月,被撤销了劳动部长的立三外出休养,有人劝他重游安源,他却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那是客观形势造成,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唐纯良,2003:266)似乎他在安源的成功葩而是有害的。1965年,立三到江西,有人建议他去南昌,他又说:“我多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井冈山之行有诗一首:“井冈好,太阳出得早。”“井冈好,红旗舞得早。”“井冈好,红军建立早。”“井冈好,东风吹早。” (唐纯良,2003:273)

5 国际权威与太阳升起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异常复杂。除“二十八个半”30年代初把持了中共领导位置外,1924年(含1925年上半年)回国留学生的势力也很大,如彭述之、陈延年、尹宽、赵世炎、王若飞、汪泽楷、罗亦农、陈乔年、任弼时、王一飞、颜昌颐等等,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是互相呼应的。他们受了共产国际的教育,尤其是在回国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至于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象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1924年以前的干部和党员,对于我们这一批人都侧目而视,称为‘莫斯科派’。”(郑超麟,1989:249)

从思想到人员,从组织到经费,没有国际就没有中共,这是无疑的;不摆脱国际中共就不能成功,这也为事实所证明。毛的贡献之一,是找到了一条借助国际、利用国际又摆脱国际、抵制国际的策略。

陈独秀以所谓“右倾投降”而终结了他在党内的政治生命,其实他并不是一味向国民党让步:

“中山舰事件”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曾一度“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力和蒋介石对抗”(见陈独秀《告全体党员书》),要求国际代表鲍罗廷拨五千枝枪武装广东农民,但在遭到拒绝后,就不再坚持了,后来甚至作出共产党不要搞独立武装的决定。(李维汉,1986:134)

陈独秀个性刚强,被一些人称之为“一言堂”,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也曾努力抵制。建党初期,他就针对马林“看不起中国党”、“藐视中共中央”的行径,大声疾呼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坚持独立自主的作法”。“一大”结束后,他就说过:“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包惠僧,1983:7)蒋介石逐步暴露其反共立场后,陈多次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北伐等等。但所有这些都遭到国际否决,后来加之于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实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大革命失败后,陈从血的教训中再次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当斯大林多次要调他去莫斯科受训时,陈坚决拒绝: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张宝明、刘云飞,2000:7—8)

陈独秀明白的事,其他人却还不明白。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党把自己的创始人和总书记开除出党,继续按国际的蓝图进行革命。“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李维汉,1986:236)尽管这里忽略了立三曾反对过国际代表的事实,但这个记忆仍然是真实的。何以至此?六届四中会全之前,李维汉有过一次经验:

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有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政治局的同志的态度都转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国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李维汉,1986:323)

这里透露出对中共没有自己领袖的焦虑,受够了莫斯科的气、因而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自己的领袖,这是毛后来搞个人崇拜的党心理基础。包括倔犟的彭德怀在内的多少共产党人,都认为毛的威信是党的最高利益,为此不惜自贬自抑。

但即使中共有了自己的领袖,也不能不相当地依赖于莫斯科。遵义会议后,毛逐步掌握了军队和党,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尽可能地取其所需,但他对莫斯科、对斯大林仍极为重视。延安与莫斯科的联系由他一个人严密控制;王稼祥1937年、任弼时1938年、周恩来1939年分别到莫斯科,他们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向共产国际宣传毛。1938年1月底,刘亚楼奉命到毛办公室“帮助整理文件”,当天毛就对他详细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同年4月下旬,刘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毛特别关照:“到莫斯科后,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毛还说: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杨万青、刘青云,1995:172—175)

毛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风采,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展露的。

6 一张报纸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对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他计划是北到宁夏,“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个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的种籽,将来还可再起。他还说这是他冷静的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提出来的计划。”(张国焘,1981:227)一、四方面军分裂后,形势更为紧张,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年,报告说张国焘的南下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这一设想对苏联寄予极大希望,如果考虑到不久西路军失败的事实,可以断言通过游击战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并不大,革命此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偶然性出现了。不久突破天险腊子口:

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李维汉,1986:368)

陕北就这样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只有六、七千人的中央红军10多年后成为百万雄师,被国民党一路追杀的共产党则成为领导着世界最多人口的执政党。中国革命有它发生发展的理由,中央红军失败了,也许会有其他红军成功;即使共产党和红军都失败了,也可能有其他革命力量发生发展。但所有这些都是假设,实际成功的是以毛为首的共产党和红军。而他们的成功,无疑极大地得益于这张国民党报纸。

怎么评价这张报纸的作用也不过分。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1935年“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哩!”(聂荣臻,1983:290)

时任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回忆:“在哈达铺时我们借宿在一个农民家里,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儿媳妇的新房给我们住。我躺在老乡的土炕上,发现墙上糊满了新报纸,便浏览起来。无意中,我发现有张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说什么‘共军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我大喜过望。国民党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否准确,且不管他,但陕北有红军,而且与敌人战斗着,是毫无疑问的。我向房东说明要买下这张报纸,给了他们一块光洋作赔,便用小刀仔细地从墙上起下了那块巴掌大的消息。老乡大惑不解,一再问:‘有甚用?’我说:‘这可比拣个金娃娃还宝贵哩。’我写上一封信连同那块报纸一起,派人送到军团部转报中央。”(耿飙,1991:309)

关于这张报纸,另有一说是1935年7月29日的《大公报》。(李涛,2000:113—115)

无数偶然的积聚就是必然。原新华社社长李普谈到李德的《中国纪事》时说:“李德在书中还讲到一个十分重大的情节:1934年9月间,地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连同它的秘密电台,都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接下去李德写道:这‘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亏得有这个‘完全中断’,否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知要到何年何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李普:1992:135)

7 宣传的模式与典型的结局

工农业从来都对应并举,有“农业学大寨”就有“工业学大庆”,以“以粮为纲”就有“以钢为纲”。这个做法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在农业上叫“提倡吴满有方向”,在工业上叫“开展赵占魁运动”。

吴满有是延安红人,因为连年开荒、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为配合大生产运动,边区把他塑造成先进典型。首先是《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报道了他的事迹,并配发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接着毛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提出“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的概念;边区政府主要领导号林伯渠、李鼎铭等通令边区各分区、各县,要求“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 ……创造更多的吴满有!”(李维汉,1986:543)文艺家更是热情澎湃,诗人艾青一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沉郁,写出热情奔放的长诗《吴满有》,他把诗念给吴满有听,直到吴表示没有意见为止。最后是名至实归,吴成为著名的劳动英雄,多次参加表彰大会、群英会,入了党、提了干。

吴满有当然知道他应该干什么。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复信:

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为组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了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大生产上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发挥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蒿发展生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李维汉,1986:552─553)

此信一出,朱德电令全军响应,贺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挑战,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有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李维汉,1986:554)

这封信有组织起来、集体富裕的思想,有谦虚的态度,有对军队的颂扬。其思想觉悟之高、考虑问题之周延、直接反响之强烈,很难让人相信这是40年代陕北一个农民写的,是不是记者捉刀?以典型带动全社会,通过典型之口说出组织者、领导者想说的话,是“抓典型”“树榜样”的真实目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不是他的命运好,而是“上面”需要这样的角色,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唯物论的中国版。70年代北京市小学生黄帅也写过一封影响全国的信。

仿佛预示了后来一些模范人物出名后的堕落,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吴满有当了叛徒。

8 运动的程序

延安整风中的中央研究院,因为出了一个王实味的《矢与的》墙报而引人注目。研究院的院长是张闻天,下乡调查时委托中宣部副部长李代管研究院。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央研究院当然是整风的重点单位。

从几十年后的回忆来看,整风运动开创了此后运动的基本程序。

第一,组成运动领导机构。整风的目的是整干部,发动群众自在必然。但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己的运动,而是由“领导”领导的运动。在动员会上,李提出院长、秘书长、各室主任应是“整风检查委员会”(“检委会”)的当然委员。但群众不接受,大多要求民选,结果有两名领导没有当选,王实味等人为此十分激动,高呼“民主万岁”。此一阶段的特点是,“群众”对运动抱有真诚的希望,而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会同意群众的某些要求。

“检委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其内部有领导和群众的差别,既然群众是多数,领导如何负领导的责任就是一门艺术。当群众与领导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时,李召集检委会中的领导同志,在检委会内部成立一个小组,成为核心中的核心。因为群众之间的意见也不会一致,这个小组却可以高度一致,加上总有与领导一致的群众,从而小组的意见可以获得多数。这样,尽管检委会是民选的,群众委员在数量上也是多数,但运动的领导权却还是掌握在领导的手中。如果说检委会中的群众意见代表民主,这个小组则体现了集中。当然,并不是每个领导都可以参加这个小组的,研究副院长范文澜就强调了民主而被排斥在外。

第二,运动怎样展开?一般有六个阶段:

动员:1942年3月18日,召开全院动员大会。

鸣放:3月23日,墙报《矢与的》正式出版,批评领导、要求民主,气氛热烈。范文澜说“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这时的特点是领导不在墙报上发表针锋相对的辩论,而放手让人讲话,而王实味真的“跳出来”“挂帅”。

转向: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要求把整风引向“正确”的轨道;5月7日,研究院邀请本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座谈会,中宣部代部长凯丰明确指出研究院整风中的偏向。5月10日,李提出改进墙报工作的建议,纠正领导上的放任主义和群众中的绝对民主倾向。5月17日到30日,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主要讲集中、讲纪律,清算群众中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初期大讲民主的范文澜在会了作自我批评,李则作了定调子的讲话。这时的特点是内外有别、先领导后群众。主动跳出来或被钓出洞的批评者逐步被孤立起来。

批判:6月1日到6月11日,集中批判王实味及其“小集团”,王本人在经过短暂的抗争后也要“自我检讨”“自我认罪”。

总结:6月11日,李作了《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已达目的,鸣金收兵。

处理:对王的最后处理不是由研究院决定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社会部介入后,王实味的问题就不再是思想问题。10月31日,王被定为“敌人”。1947年春,在山西兴县干硬的黄土地上,王实味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的头目”罪名被砍头。

第三,批评党内的错误为什么就是敌人?这是运动的关键。6月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根据上面的精神,与会者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从到延安来寻找美丽与温暖的知识分子党员到必须处死的敌人中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

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群情激愤,要求开除其党藉。(李维汉,1986:492)

这个推论的逻辑实际上有三组:

言论──立场──动机

历史──现实

思想──政治、组织

“言论”、“思想”都不足以定罪,即使“历史”问题也可以暂不追究,但一涉及“动机”、“政治”特别是“组织”,那就是弥天大罪。这中间本来有一个质的区分,但革命的逻辑却可以轻而易举的推导。比如王实味《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一文被定性为“诬蔑党的领导”;他表达悲观情绪就是制造谣言、破坏团结;他批评延安的缺点就是咒骂党,就是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他对某些托派成员有好感就表明他是“托派分子”,如此等等。这个逻辑是如此的强有力,可以使任何对领导有意见、对现实有批评的人都难逃厄运。

延安时代已不再随意杀人,王实味是特例。但不杀的日子也不好过。比如“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崛犟,他就住到延安东边一个孤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胡乔木,1995:55)

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要求群众给领导人提意见。真意见出来了又听不顺耳,要治提意见者的罪,根据就是从思想到政治、从言论到组织,整领导的风演变为整群众的风。领导并不总是开始就要钓鱼,但结果总是让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受罪;群众似乎没有吸取教训,总是容易被发动起来,不是太幼稚就是平时积怨太深到时不吐不快。历次政治运动把从思想到政治、从言论到组织的逻辑锤炼得像孙悟空的千钧棒。

9 民主党派的代表性

按照毛泽东1946—1947年的设想,一旦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中国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47年12月,他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中间派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区,素无中间党派。以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与许多党派并存,是不对的。(杨奎松,2001:263—264)49年以后的政治实践形式上没有据此设想进行,民主党派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被赋予“参政党”的地位。这一方是基于其在国共较量中对革命的支持,另一方面新政权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民主性。

时移境迁,民主党派也必须脱胎换骨。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整顿组织时:

要求把那些混进民主党派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清洗出去,把领导机构健全起来,在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尽可能做到:左派加中间偏左的分子占优势,同时包括一些中间分子和少数在上有影响的右翼分子。(李维汉,1986:695)

民主党派中间偏左占优势,其性质已接近左翼政党,右派实际没有党来代表。地富反坏右都被定义为敌人,当然不能允许它们参与政治生活。所以民主党派确如李维汉后来说的,都是“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对党的一切政策都会“一致鼓掌通过”,而这不仅仅是被动的。

虽然属于左派,但民主党派的职能似乎也就是“鼓掌”和“举手”,而不可能有实权。这是因为“人民”是个极广泛的概念,政治地位并不都是平等的。195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过一篇王尊一的文章,其中说:“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南宋人。当时的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到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朱正,1998:166—167)著名右派钱伟长也说过:“现在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团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这样运用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无耻的积极分子(钱伟长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朱正,1998:142—143)

10 谁能敌

毛的敏感性空前绝后,他的政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李分析道: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从秋收起义起一直到他晚年,从没犯过右的错误。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对军事这门科学,他在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超过了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的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李维汉,1986:843)

孙子云:“兵者,诡道也。”纵观毛的全部战略战术和政治战术,“引蛇出洞”、“放进来打”是其擅长。这种方法关键是掌握先机的极度敏感。《解放日报》刚登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毛主席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即打电话,要报社作出深刻检查。”(胡乔木,1994:449)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还在“放”的阶段时,毛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后就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李维汉,1986:483)无独有偶,1957年4月30日晚,毛还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中旬,当李汇报到“轮流坐庄”的言论时,毛就说他们这样搞,将来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有人说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李维汉,1986:834)草木皆兵,洞若观火,毛始终以军事家的谋略治理国家,试看天下谁能敌?

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从江西苏区到中南海的习惯性错误。1943年“抢救”高潮中,康生捕人过多,并准备开杀戒,延安上下人人自危,毛于8月15日公布了“审干九条方针”,改变策略,使“抢救”愈演愈烈,直到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抢救”才真正落潮。(高华:2000:576—592)然而,就是这一把“抢救”普遍化的“九条方针”,毛后来也认为“右”了。在1955年4月届五中全会上,针对饶漱石、潘汉年问题,毛自我纠正地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倾向,总是原谅自己而丢失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纠正。”(杨尚昆,2001:307—308)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高度的敏感必然引发过激的反应,这不是心血来潮或任性胡来,也不是执行过程中的误差,而是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是政治智慧的结晶。不管后人如何评论,就维护自身安全来说,夸大敌情肯定比忽视敌情好:所有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都被挖出来并被踏上一只脚,江山才如铁桶一般。

11 检讨

党史上重大错误,李大多有份。1941年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毛历数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罪状,特意指出:“罗迈(即李维汉──引按)同志在上几个时期都犯有严重错误。”(胡乔木,1994:223)李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正是全党批左的时期,除有关陈独秀时期的错误李作了辨正外,对其他几个时期的错误,李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1、1928年形成的以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为特征的瞿秋白左的错误,李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李维汉,1986:228)

2、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以1930年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

我表示同意决议案所提出的观点。并强调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关键是争取上海的胜利,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的中心,只要上海胜利了,全国也就胜利了。(李维汉,1986:305)

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的意见,所以“我执行立三路线是坚决的。记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谈话,谈的过程中,我打起了瞌睡。我说:“同志,你休息一下,让我躺一躺。”那时,连觉也顾不得睡地昼夜工作。“(李维汉,1986:310)

3、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集中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但李是跟得上形势的人,1932年年底,李赴苏联学习,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执行了王明路线: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李维汉,1986:337)

事实上,李不只是“积极参加”反“罗明路线”,“罗明路线”就是他发现的:“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苏区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奎松,2001:39)在1933年4月江西省委工作会议上,“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实际是中央组织部长)亲自坐镇,斗争得很厉害。保卫局局长缴了邓小平的枪。”(胡嘉宾,1990)几十年后,张闻天夫人刘英还记得李维汉“脸一板”的神色和“铁的纪律”的名声。正因为如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4、1942、1943之交,延安整风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延安清出了特务15000多人,西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达208。李此时是边区政府的秘书长:

以后来了一个“抢救”运动,张克勤的现身说法,我也就急躁起来,搞“抢救”运动了,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李维汉,1986:510)

这一“急躁”使王实味因言丧命。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何锡麟直到80年代还认为,王案的发生,主要由于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如果那时的运动由洛甫(即张闻天──引按)掌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戴晴,1989:95)何锡麟的话还需要补充,延安时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那么什么时期经验足了呢?1957?1966?运动如果由张闻天来掌握可能是不一样,但运动本身就是针对张闻天等人的,这种假设等于说运动如果由王实味来掌握情况会大不一样。何锡麟的遗憾只是道出了一点:当时掌握运动的李对知识分子缺少同志的善意。

5 延安整风以“反左”为动员,但经过了整风“反左”、并被毛认为“在近来的延安工作是努力的”李维汉,后来的表现却丝毫也不右。1957年反右,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并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大左”的。因此,要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李维汉,1986:837─838)

除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延安“抢救”运动、反右这几次大的左倾错误外,在其他若干运动中,李的也左得可爱。比如1952年的“三反”、“五反”中:“我在指导民建的工商联的运动中,曾经提出过‘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经毛泽东同志发现指出后,作了改正。”(李维汉,1986:728)

耄耋之年的李敢于如此坦承自己的错误,令人钦佩。一左再左,在江西发现了“罗明路线”,在延安揪出了王实味。这是为什么?六届四中全会后,李被更左的王明等人打下台,周恩来问李想干什么,“我说:去莫斯科学习,因为我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没有理论,所以才犯错误。”(李维汉,1986:331)莫斯科本是中共左祸的根源之一,而党内较有理论素养的瞿秋白、王明包括毛等恰恰都有左的习性。所以从莫斯科学习理论回来后的李,依然要屡屡犯左。

莫斯科也好,理论水平高也好,都还不足以解释左的根由。李不是领袖级的人物,而他所追随的领袖恰恰都爱左憎右。李坦陈自己的动机“生怕跟不上”,“跟不上”什么?当然是跟不上最高当权者。正像毛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路线就是第一位的,左的路线需要左的干部。1940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在毛的威严之下,无数干部惟恐“紧跟”不及。

既然“跟上”可以官运亨通,那么真正要“跟上”就不会容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的名言,但在文革中,他更强调路线的重要,认为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什么叫路线对了头?就是步步紧跟。李对此当然清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根据毛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要求,批评“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右”的错误。

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史上参加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说到统战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要回到部里进行检查。(李维汉,1986:876)

反右本应转左,李检讨的却是“左”的错误。这不李的糊涂,而是他的机智:反邓毛谢古的本质是反毛,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再检讨一次,是为了表达对毛的忠诚。左、右只是一个名,重要的是与最高领袖保持一致。所以,尽管李维汉屡犯左的错误,但其地位一直比较高,没有一蹶不起,就因为从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到毛泽东,他努力保持“路线正确”。

12 “左”“右”不是

革命形势天天在变,领导人及其路线也得与时俱变。机械的“紧跟”不可能永远保持一致,过犹不及,所以“紧跟”内含着“变化”。努力“紧跟”的李维汉几度在路线变化之际没有“跟上”,最后在1962、1964年犯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

大跃进时代是全民族大玩数字游戏的时代。1955年11月,毛为加速改造工商业,在批评党内一些不相信资产阶级时说:“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社会主义,人家现在快要成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薄一波,1997:422)以此为据,李提出争取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为社会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等观点,但在一日千里的时代,“五年”还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1958年1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社会革命要天天革的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多快好省”。2月27日,民主党派召开以自我改造主题的座谈会,许多人认为,通过整风,“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跃进到无产阶级的一面性;从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心二意跃进到全心全意;从资产阶级立场跃进到无产阶级立场,在几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知识分子。”当时还有“一年改造成左派,二年加入共产党”;“半年改造成左派,一年加入共产党”的说法。(穆欣:1994:101)形势逼人,统战部于3月8日发出《关于帮助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般整风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在工商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搞了一个“加速改造”的运动。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的论点。据此,统战部1962年为此开了四十多次会议,批判李的“右”的错误。批判的成果以《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报告》上报,毛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了修改,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从几十年改为“甚至几百年”。

左右因时而异。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之年,时间长就是右倾保守,就是落后于形势,干什么事都要快,资产阶级也要尽快消灭。在超越现实可能的意义上,“五年”就是左,即不顾实际、不考虑思想改造艰巨性而一刀切,强制要求资产阶级也来兴无灭资。但在强调阶级斗争长期性的60年代初,如果资产阶级五年就能消灭,那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又是什么?在夸大阶级斗争长期性的意义上,“五年”就是右。左右之间并无一定界限。关键看在什么样的语境中。非精通政治谋略者、深谙领袖的心理者,会不断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

李认为,毛关于消灭资产阶级年限的说法,是逐步放长的:

1956年1月:三年;

1956年12月:七年;

1957年反右:十到十五年;

1959年庐山会议:至少二十年,可能要有半个世纪;

1962年以后:一百年到几百年。(李维汉,1986:886)

李和统战部就不断根据毛的说法的变化改变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限,“生怕跟不上”:“过去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中央逐步指示,仍然认识不足,总是有被动。”(李维汉,1986:887)解释权操在毛的手中,其他人注定永远被动、永远“跟不上”。昨天的左派今天就是右派:张闻天、王稼祥、林彪这样的左派都被毛认为是右派或形“左”实右。在越来越快的飞舟上,也就不断有人被抛下水。即使像李这样历来有左的记录的人,也只能以右的面貌定格于毛的视界。

不过,即使右,即使五年就能改造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快慢只是速度之差,暴力因素总是少不了。加快改造的方法之一是向党“交心”。天津民盟是当时的典型,主委张同蕃在1958年4月12日《天津民主党派开展交习活动的经验》中说:“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交心首先要交政治立场问题,要把思想行动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标准的、非工人阶级的东西都谈出来。”“因为交心是要交黑心,要把心里隐藏的不可告人的东西交出来。”1958年3月23日是天津民盟的“全盟交心日”,457个盟员分区集中,“奋战一昼夜,到24日为止,用大字报、小字报的形式,交出了5029条错误言行和错误的思想活动。群众在交心时提出了‘比快、比广、比真’的口号,又提出交心要交深、交透、交净。”(穆欣:1994:105—106)在此过程中,正如李指出的:“不少地方在交心过程中又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李维汉,1986:847—850)

解释历史问题,“左”“右”两个概念是不够用的。1962年,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间通史》四卷出齐后不久,他“收到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一封信,说我们不应在书里公开批评冯友兰和贺麟的学术观点,并说冯、贺都是政协委员、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我们这样作在碍统一战线。看了这封信我感到很奇怪,前些时候你们不是随便就批判人,任意给人家戴上‘右派’、‘右倾’帽子吗?怎么现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竟连学术批评(而且是历史上的)也不能进行了呢?要就是一团和气,要就是把人打倒整死,这算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李新:1998:103)

13 清醒

一生在左右之中跋涉,李在晚年显示出特殊的清醒。温济泽回忆:“1980年初的一天,我到李老家看望他,他兴奋地对我说:‘昨天,我同小平同志谈了四个钟头,整整一个下午,我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问题,小平都同意了,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李老认为,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都有重大关系。”(温济泽,1999:422)果然,1980年8月,邓小平不久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

胡乔木特意说明:“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在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胡乔木,1993:561)

权力确实过于集中,以至于李这样党内的元老也只能通过向最高领导提建议的方式提出。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的目标迄今仍有待完成。其关键是如何由革命党向国家党转变的问题。一个志在夺权的革命党和一个承担组织社会生活、发展经济的责任的执政党,应当有完全不同的体制和工作方式。胡乔木说:“列宁是沙皇专制制度下要建立秘密党跟沙皇专制主义作斗争,可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还没有能够把在恐怕统治下面党作秘密斗争的时候的活动原则改变成为公开地跟群众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原则的不同。”(胡乔木,1993:147)但直到“文革”,共产党总是革命党。每次党代会的主报告都叫“政治报告”。“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弄清楚,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也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找出来。……后来,在九大讲话时,毛主席说,这个革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现在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毛主席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就来发动一个革命,这一点就说明荒唐到什么程度。”(胡乔木:1993:141)

李的另一个特异之处是提出为王实味平反的问题:“李老病危时,1984年7、8月间,还嘱托我在他去世后,要继续完成他提出的为王实味平反的事。李老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拉着我的手、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温济泽,1999:426王实味的最后结局不能由李负责,但当年批王他是积极的。对比一些人在形势变化之后仍不愿对自己的极左行径有所反省,李确实高尚一些。如果不是他坚持,王实味能否平反就很难说。

李维汉简历

1896年生于湖南长沙。
1918年与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
1922年回国,不久由毛泽东介绍入党。
1923年后任湘区宣传委员、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在“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在同年6月的政治扩大会议与“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
1928─1929年,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书记
1931年,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1933年到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组织局主任等职;
1934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到延安后,先后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副校长、校长、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1949年3月,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
1949年后,任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八办主任、第一、二届副委员长、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
1964年12月,撤消各种职务。
1979年复出,任五届政协副主席。
1984年8月逝世。

参考文献

李维汉:1986 《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毛泽东:1996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 晋:1992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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