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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红色间谍”关露为何在平反后还要自杀
来源: 我的任务/日期: 2010-12-06

“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夏衍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遗嘱

关露唯一的亲人是妹妹胡绣枫一家。

胡绣枫和“76号”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曾是复旦同学,并且有恩于叶吉卿,中共欲利用这层关系策反李士群。妹妹胡绣枫当时恰巧另有任务,于是1939年秋,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阴差阳错,姐姐关露被派去了“76号”。

多年后,胡绣枫告诉《关露传》的作者柯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这个故事在这个家庭中从不被谈起。关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了关露的遗嘱。遗嘱立于1975年关露出狱之后。“我自己没有儿女,只有三个外甥女儿,名叫李康将、李妙庄、李稻川。我生病时和生活上遇有困难时,她们都给我各方面的照顾。因此,我也把她们当成我自己的女儿。……如果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的生活资料、香山东宫村2号房屋等都归我的三个外甥女儿所有。”

香山东宫2号是关露1975年出狱后用补发的工资买的。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遍植绿树香花。写作饿了,关露就端个凳子站在枣树下,现摘现吃。

1978年深秋,关露的老朋友去香山,还能看见她在跑步,“身体轻健而匀称”,虽然跑得很慢。但1980年“五一”节的一次中风夺走了她的健康。

为了便于看病,通过多方努力,文化部终于借了一间宿舍给关露。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
写作的希望成为泡影

关露搬来后不久,屋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作协工作的萧阳。萧阳听说关露孤身一人很可怜,“连保姆都欺负她”,就打抱不平来了。

她首先张罗替关露换了个保姆。新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老实温和,关露很满意。

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无法入睡。萧阳和小金推着轮椅带关露去协和医院看病,但没查出病因。萧阳还托人找来一位大夫帮关露按摩了一段时间。大夫认为,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无能为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来了一位客人,是关露早年的结拜姐妹陈慧芝。已退休的陈慧芝愿意来陪伴关露,帮她整理回忆录。关露十分高兴,“迫不及待”要她搬进来,一天都不能等。

陈慧芝自带生活费住了过来,帮关露领工资,交党费,记账,改善伙食,还督促关露多起来活动。

关露出狱后,关系转到文化部,只拿打了折扣的生活费,直到平反后才发全工资。给她定的是文艺11级,当时她的外甥女婿已是文艺3级。

关露出狱时补发了1万多块钱工资。她给了李康将2000块,并且到处托人给李康将的女儿李若幼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这架钢琴其实音不准,从来就不能用,但直到今天,它还摆在李康将家的客厅里。关露还给了曾经资助过她读书的恩人刘道恒家1000块。

有时候,陈慧芝的女儿姚光光也来看母亲和“五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五姨”给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别“静”,说话慢声细语,老喊疼。她记得有一次关露让她帮忙买一块泡泡纱做短袖衫,还让她替自己也买一块,说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还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挤进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家什之后,实在是连一张小书桌都放不下了。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让关露心里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33年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丁玲带来潘汉年平反的消息

1982年9月15日,阳光明媚。

这天上午,客人来访的时候,关露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她坐在折叠床边,室内唯一一把旧木椅放在床前当脸盆架。

进来的是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两位30年代上海滩上齐名的才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多年后首次见面。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从1939年的那个秋天起,关露和潘汉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她到李士群那里做卧底做的联络和摸底工作,正是为潘汉年亲自出马铺路,也才有了潘汉年后来被李士群诱骗到南京见汪精卫之事。这未经请示也不敢汇报的见面,终于埋下大祸。

1955年,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两年后出狱,不给结论,并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惠及于她。但潘汉年已含冤死于劳改农场。

丁玲表示要帮关露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去找作协秘书长,建议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而且立刻返回关露住处把房子有望解决的好消息告诉了她。

据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确实给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但关露没要。对此,丁玲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永别人世

1982年12月4日,星期六。

陈慧芝是每周日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关露一定早已选择了这个时机。她不动声色,只待回忆录完工。姚光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一点预兆都没有,看来到底是做过地下工作的。

这一天,回忆录终于写完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也写好了。

关露告诉陈慧芝,说明天有老同学会来看她,开车来,还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给小金放假一天。

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下,关露坚持不用,说已经约定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

下午,陈慧芝看关露精神不错,便提议把回忆录念给她听,看看需不需要修改。这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李士群,题目叫《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

关露说:“好,你念我听,把稿子定下来,再抄一份给梅益同志。他看完还要转给夏衍同志看看,再给上海市委寄去。”

关露几次给梅益打电话,说有事托他帮忙。两天前的12月2日,梅益来了。关露告诉他自己在写回忆潘汉年的文章,还有关于李士群的材料,整理好后就给他送去。

梅益注意到关露床头的塑料娃娃,感叹写作对于她真是件吃力的事,“不仅因为病痛,还因为没有桌子”。

多年后,这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还记得1936年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这个才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

李康将和李稻川都记得,这一天极冷。

她们接到电话分别打车赶到朝内203号时,天已经黑了。屋里只有关露一个人,身体还是温热的。

是回家后的小金首先发现关露出事的。

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李稻川的感觉是难以置信,从没听过关露抱怨过一句。他们不相信是自杀,报了警。公安机关调查后的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

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

柯兴写《关露传》时,在领导支持下查了很多内部档案。他在书中披露,信封里有一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下面有关露的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照片上的人就是王炳南,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关露曾经的恋人。

这张照片李稻川是非常熟悉的。早在抗战时,她就认识王炳南了。那时,她家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对面,“王伯伯”隔三岔五在晚上偷偷跑来,连小孩子都知道他是来打听关露消息的。王炳南是个“老陕”,高个子,小寸头,穿一身黑中山装,很利索。

那时王炳南刚和德国妻子安娜分手,关露也有过一次短暂婚姻。和王炳南恋爱,是关露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李稻川是在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在关露的小屋中见过王炳南这张照片的。那时,关露因在国民党惩治汉奸的名单之中,已被党组织送到淮阴新四军中。

王炳南曾打算去看望关露,定下终身,但在上飞机前一刻被邓颖超拦下了。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王炳南说了这段往事。王炳南还说,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1982年12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王炳南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 ★

(感谢丁言昭对本文写作给予的支持。)

关露

原名胡寿楣,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就出自关露之手。1939年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外交人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围攻、封锁、诱惑以及策反的压力下,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在国际上不仅处处坐冷板凳,而且还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

其实,对这种来自外部的谩骂和冲击,我们并不在乎,也不感到意外。

我们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大不了憋足了劲,埋头苦干,竭力开展活动,设法变被动为主动,以改变我们的不利局面。

然而,使我们在乎的、又深感意外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来自内部的康生、谢富治极左势力的冲击。

这种极左的冲击对我外交工作的干扰是极大的、也是极为残酷的,而且还是无法抗拒、无法抵御的。

这种极左冲击,不管它是如何不可思议,不管它是如何蛮不讲理,我们只能逆来顺受。致使不少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蒙受不白之冤。

这些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仍然还活在人间。不管他们是死是活,我们尚在的知情人,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帮着还他们一个公道,还他们一个清白,让这段不公正的历史,正本清源,让受极左陷害的人,得以昭雪,让九泉下的冤魂,得以告慰。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

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事,是主管外交部新闻司的部长助理龚澎生前对我讲的:

一个假日的中午,我们一位新闻官错过了食堂的吃饭时间,便信步走出外交部,想找个饭馆吃饭。他走出外交部街西口,往南除了大华电影院北侧有个卖早点、豆浆的小铺外,在路东就没有个吃饭的地方。他只好走过马路,到对面的“青海餐厅”去,吃顿可口的饭菜,也算是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新闻官走进餐厅,刚刚坐下,头也没抬,正准备点菜,突然一位苏联记者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向新闻官打招呼,并用俄语对新闻官说:“你好!同志,非常高兴在这里和你相遇。”新闻官起身和该记者握手致意,并表示也很高兴和俄罗斯朋友相遇。该苏联记者接着说:“你看,我们来了四位记者在这用餐。”新闻官随着该记者所指,抬头一看,还有三位苏联记者坐在里面餐桌上,一看便知,那三位也都是在工作中相识的老记者。

就在那一刹那,里面的三个苏联记者立即一同举起了三只手,向新闻官打招呼,如同久逢老友,表现得极为热情、极为友好。

新闻官也只好举手点头以礼相待。这时,站在新闻官旁边的这位苏联记者说:“都是相识的朋友,久未相遇,何不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喝上一杯,聊聊天,岂不是一件很难得的好事。”

新闻官觉得不妥,他很敏感地意识到,他和这几位苏联记者都是因工作关系相遇、相识的,并没有深交,对他们也不甚了解,贸然和他们一起吃饭,多有不便。同时他还想到,外交纪律要求很严,在和外国记者接触中,万一失言,岂不是自找麻烦。于是,他便婉言回答这位苏联记者说,感谢他们的美意,只是自己有事,要快吃早走,不过去打扰苏联各位朋友了。

苏联记者已看出新闻官是在推托,便很坦率、很诚恳地对新闻官说:“今天是假日,都在休息,就是有工作,也得吃了饭再说。我们四个人都是你的朋友,能够在餐厅和你相遇,机会难得。假如将来你去莫斯科工作时,在大街上碰到我们,你也会这样做的。我们单纯地是为了友情,没有任何其他含意。来吧!别客气啦!”

在这一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新闻官不便再过于生硬,硬是把人间友情拒之门外,似乎显得中国人不懂礼节、不懂友情。

就这样,新闻官便很勉强地被请到了四位苏联记者中间坐了下来。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干部不管处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出自友谊和工作需要,可以和外国朋友自由接触。特别是对方主动向你作出友好表示,可千万不要拒绝,要注意礼尚往来。这一点也曾有过明文规定。假如偶然和外国朋友相遇,要很自然地处理好有来有往的友好活动。

甚至在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外交部干部和这类国家的朋友接触,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和约束。然而,在那一段时期,由于双边国家关系,双边人员的非正式的接触,虽有,但不多。
龚还说,为了开展工作,为了锻炼干部,我一贯主张,我们的干部应该无拘无束地和外国记者交朋友。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鼓励外交部干部不管是使团中活动、还是在其他大、小型外交活动、以及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活动中,都要大大方方,不要有什么顾忌。而且我也曾向个别人讲到,我们在30~40年代是如何和外国记者交朋友的,是如何开展民间友好活动的。切不能坐在家里等工作。因此,我们一贯给我们干部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机会和外国记者接触。

这天,苏联四位记者和新闻官坐在一张桌子上,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就像老友聚会似的又吃又喝。

我们这位新闻官从外交资历、业务能力到外语水平以及外事经验都比四位苏联记者要高得多,应付这些记者的能力绰绰有余。因而,这顿午餐在新闻官主动周旋和盛情关照下,都吃得很开心,但时间也稍为长了些。

饭桌上,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单一,谁也不谈正事,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

苏联记者最感兴趣的事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他们的中文口语。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在莫斯科学的中文,在书本上的功夫挺不错,而口语却实在不行。

五个人间的谈话随随便便、东拉西扯,没有主题,但双方都十分满意。

谈话的兴趣虽然很浓,但也不能无休止地谈下去。最后还是新闻官主动提出告退。苏联朋友也同意。

就这样,新闻官和苏联四位记者在餐厅门口分手,各奔南北。

这场友好交往的聚餐就是这么简单。但谁也没想到,这顿饭却成了新闻官一场飞来的横祸。竟被有关部门认定是,新闻官在向外国记者传递情报。

第二天一上班,龚澎得知此事十分惊讶,她当即向有关部门表示:该新闻官是我们司里的业务骨干,他平时的工作任务就是和这些外国记者打交道。外交部的干部和外国记者吃顿饭,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存在什么里通外国的特嫌问题。

事后,龚澎非常明确地告诉该新闻官说:“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弄明白了。你受了委屈。这件事就算已经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及这件事了!”

接着,龚澎十分感叹地对我说:“经过一段平静之后,来找我外调这件事的人络绎不绝。

“凡是找我外调的人,我都明确地告诉他们,该新闻官是我司的好干部,没有任何重大错误问题。他和外国记者吃饭的事,只是一场误会。我的这番话也不知他们听进去了没有?!

“现在可好,‘文革’一开始,就更热闹了。

“也不知是出自何方的专案组,也找我调查这件事。而且他们还硬是把一个很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仍把此事说成是个十分玄乎的里通外国案。真是气死人。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965年,王炳南因和董国瑛( 被人误定为国际间谍 )见过几次面,竟被谢富治、康生定罪为“特嫌”、向国际间谍泄露外交机密。接着,康生通过周恩来,下令停止了王的对外活动,实际上是,下令撤销了王的职务。

要了解王炳南和董国瑛的相识关系,还得从四十年代王和董母、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相识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叶,王炳南和潘汉年一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王受党中央指派,做爱国将领杨虎城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中共又安排王以宋子文的专员身份和杨虎城的代理身份,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部长。从此他和夏衍、潘汉年等人活跃在上海滩。因而,王对上海各界、特别是文化界、演艺界的人和事十分了解。就在这一时期,王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董竹君。

在多年交往中,王炳南对董竹君的情况比较了解。王深知,在抗日战争期间,董竹君在经营“锦江”的同时,做了不少有益于公众的好事;她曾设计送一些青年去苏北淮阴解放区;她对文化界夏衍等人给过某些帮助;她也对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活动提供过方便。对此,王曾说:“董竹君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她为我党做了一些好事。我主张,对人家为革命所付出的辛劳,不管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我们都不该忘掉,不能让这些同路人寒心。”

王炳南是位不忘旧好的热心人。他和董家的往来,多少年来就没中断过。

王炳南和董竹君之女董国瑛相识和交往,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董国瑛还只是一个刚离开沪江大学、投入革命的青年党员;而王炳南已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人各自的处境、地位、年龄都有一定差距。为什么他们俩竟能交上朋友,而且还是一生不断交往的朋友呢?这还得从他们两人的偶然相遇说起。

1946年底,董国瑛奉命从苏北部队回到上海。她在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影响下,也是为了祖国的需要,很想出国专修电影专业。为此,她在董竹君的帮助下,多方面进行活动。很快,她从唐纳( 即:江青原先的丈夫马季良 )那里弄到了一份“苏联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然后,她就此事又征得了苏北党组织上的同意。但她苦于不知怎样才能获得出国护照。对此,苏北党组织建议她在上海找夏衍帮忙。

夏衍和董竹君很熟。战后,新装修的锦江饭店特设了一个“特别间”,专供文化界人士聚会之用。夏衍就当然成了“特别间”的常客,而且连吃带用从不掏钱。

一天,夏衍到锦江川菜馆吃饭。董竹君将其女国瑛希望出国求学一事,告诉了夏,并请夏帮忙办理出国事宜。夏对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比较了解。从我国电影事业长远发展考虑,夏非常赞同派学生去苏联攻读电影专业。于是一口答应,将托人为国瑛办理出国手续。

几天之后,夏衍来锦江给董家母女带来不很乐观的答复,他说:“此事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目前国共谈判出现僵持,局势尚不明朗,因而许多事都不好办,还要慎重考虑。在目前情况下,董国瑛不论是秘密北上出国还是公开北上出国,都不是时机。如果是秘密出国,苏联朋友把国瑛藏在苏联船舱里,偷偷出境。这样做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万一被国民党当局查出,就会直接影响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政治关系。而且,目前苏联官方明确反对秘密用船带人入境。这一点是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正式答复我的。如果是公开北上出国,就必须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出国留学的申请。这申请且不管###门批不批准,仅就去苏联的出国护照就不好办。目前去苏联,是件比较敏感的事情。弄不好,我们不仅拿不到护照,反会被误解去苏联有其他的目的。得不偿失。现在看来,这件事不好办。当然,不好办,不等于不办。我准备就此事和中共代表团的王炳南说说,请他帮帮忙。”

一天,王炳南由南京到上海出差,住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王这次来上海的任务是:1.召集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人,传达中央有关当前形势的指示精神;2.为贯彻周恩来“尽早培育外语人才,储备外语干部”的要求精神,拟在上海选拔一些思想进步、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送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培训。

王炳南在上海得知董老板女儿董国瑛要求留苏受阻一事,立即向夏衍表示:“上海的进步青年有抱负、有志向,我们应该给予爱护和帮助。”王当即请夏转告董国瑛,如果一时出不了国,也不要着急;可安排她先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学习;将来需要外语的地方很多,出国学习的机会也很多。

接着,按照王炳南的要求,上海地下党立即安排招收学生。录取的学生都要经王再面试一下。最后,王还要和全体学生见见面、讲讲话。这些活动都安排在锦江饭店进行。

王炳南办事周到,当晚和夏衍去见了一下“锦江”老板董竹君。

董竹君对王炳南十分热情,一再向他表示,希望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各位先生常到“锦江”来做客、用餐、会客、搞活动,还有一个“特别间”可提供给各位随便使用。

王炳南听后很高兴。王在上海各界的朋友多、应酬也多,请客吃饭必不可少。他听到董老板如此热情的表示,忙说:“我只要来上海,必来锦江菜馆。”
“今天我们来,有一件事需要董老板帮忙,”王炳南接着说,“我们打算在上海各区选择一些青年学生,送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学习。你也可以帮我们选几个学生。然后,我们还准备在这‘特别间’对个别学生进行一下面试,谈谈话,不知是否可行?”

董竹君说:“这件事谈不上帮忙。你们有什么要办的事,我们尽力协助是应该的。选学生一事,可让我女儿董国瑛去办。她曾是沪江大学学生,她有些进步同学,都可列为选择对象。在‘特别间’面试学生,不成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不必在‘特别间’,可到我家去面试学生为好。我家住在亚尔培路凡尔登花园31号( 现路名:陕西南路凡尔登花园31号 ),那里很安静、很方便,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王炳南当即表示赞成董竹君的建议。

当晚,董竹君把这件事告诉女儿董国瑛,并嘱咐她一定要办好此事。她还提醒女儿说:代表中共来沪办理此事的,不是别人,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重要官员王炳南。

董国瑛早已听到不少有关王炳南的其人其事,早有仰慕之情,却从没和王见过面。今天她万万没想到,要她去办的事,竟然是王炳南布置的任务,她感到很幸运。

董国瑛找到了五位同学,准备应试,她还对这些同学说:选人去张家口外语学校学习,是解放区为我国外交事业储备人才的重要举措,机会难得。

这天,五名大学生提前到达董家,他们的心情和董国瑛一样,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有机会到解放区去;紧张的是,不知是否会被录取。而董国瑛还有一种心情,就是很好奇地想看看这位久闻大名的中共官员王炳南。

下午3时,应试学生在董家小楼二层的一间屋里等候。董国瑛和她小妹在另一间屋里,她们站在窗前,向大院后门张望,只见王炳南身穿灰色西装准时进了后门。董国瑛出迎,将王送到楼上;又安排小妹在后门望风。

王炳南和这几个学生谈过话之后,董国瑛还安排王在她家吃了些点心。

王炳南对董国瑛这次安排学生见面一事很满意,在向董表示感谢之后,顺便问了一下有关董去苏求学的情况。

董国瑛是1946年入党的苏北军人,对王炳南这类中共首长本能地就较为敬仰。当王问及董个人的出国学习问题时,董甚感亲切,很感动。

于是,董国瑛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要去莫斯科学习的愿望和交涉情况,一一说了一遍。

王炳南听后,胸有成竹地问:“你为什么要去苏联学习电影专业?”

“是唐纳推荐的。我们看了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我觉得到莫斯科学习电影专业,很合乎我的志向。”

王炳南接着说:“苏联的电影艺术发展得很快,在世界电影领域中,也享有一定的声誉。然而,西方的电影艺术,特别是美国的电影艺术很是发达,独成一体。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考虑去美国学习?”

“我是中###员,到苏联去学习电影艺术,可以在莫斯科找到袁牧之,可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学习,还可以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看来,你的组织观念还很强,这很好。”王炳南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们在美国也有党支部。如果你能到美国去学习,也可以在党的领导下,按期过党的组织生活。”

“是吗?太好了。有关这方面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请王先生多多给予指点。”王炳南和蔼地说:“我看,目前去美国学习电影专业要比去苏联学电影专业好得多。美国的电影技术可能高过苏联。我们应该到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去学习,而且从目前形势看,你去美国学习,政治风险小些。

“你母亲在上海企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为公益、为我党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你去苏联学习,国民党政府立即会知道你母亲的政治倾向。这样一来,对几个方面都不利。听说你姐姐在抗战期间,也在菲律宾马尼拉获得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这样,你到美国,可有姐姐做伴。

“到美国之后,党组织会为你的学习、生活作出周到的安排。

“关于出国手续和申请出国护照等事,我可托人帮忙办理。

“这件事,你应该先和你母亲商量一下,大家想法统一了,再考虑办理第二步。”

王炳南的这几句话,条理清晰、全面周到,深深震动了董国瑛。董高兴地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后,表示去美国学习是最好的选择,并希望尽快将这一变化征得淮阴党组织同意后,仍请王帮助办理出国事宜。

王炳南对董国瑛去美留学一事,很有信心,在他离开凡尔登花园31号时,很有把握地对董说:“我们支持你去美深造。”董对王的每句话、每一表示都很重视,都很珍惜。

董国瑛在沪等候淮阴的答复,等了很久,没有回音,有些着急,便鼓起勇气跑到马斯南路72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去找王炳南。恰好,王正在上海。

王炳南安慰董国瑛说:“淮阴部队有可能已经转移。你不必为此着急。关于你去美国留学一事,我回南京了解一下,下次来上海,再给你一个答复。你耐心等着吧!”

王炳南回南京后,向周恩来汇报了去上海执行任务的同时,顺便谈了一下董竹君女儿要求出国学电影专业的事情,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也很需要电影专业人才,应该尽早培养和储备。上海文化界人士都对此事持积极态度,并为董女出国一事出了力,但由于遇到种种困难,而未办成。考虑到需要和统战,这个忙,我们应该帮。一方面先帮她和淮阴取得联系,然后再帮她在上海或南京办好出国手续。

周恩来同意王炳南的意见,具体事宜嘱王去办,并嘱:如果她能顺利前往美国,可让她替我们带几封致意的信给美国朋友。

没过多久,王炳南出差到上海,他在锦江川菜馆和董老板母女说:“你们不必再等淮阴的回音了,我已向他们( 淮阴新四军部队 )打招呼了。关于办理出国护照和去美手续一事,我介绍你们到南京去找吴茂荪,通过吴再找国民党政府高教部长康立武,请他们关照办理。”

王炳南这两句话对董国瑛来说,是个多么大的喜讯,她出国留学的愿望,终于有了个眉目,而且这个愿望还是中共代表团王炳南帮她实现的,她高兴,她光荣,她自豪。她发自内心对王十分感激。

董国瑛按照王炳南的交待,到南京找到了吴茂荪。她在吴的帮助下,很快就获得了出国护照,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等手续。

吴茂荪对董国瑛的热心帮助,一是因为受王炳南的委托;二是吴和董竹君也熟。

此事在各个环节都办理得如此之快,董国瑛深深感到王炳南在此事中的作用很大、很重要。似乎请王办什么事,无论是何时、何地,他都可以畅通无阻,天衣无缝地办成。

王炳南得知董国瑛已办好出国手续,亲自来上海向董表示祝贺。在交谈中,王表示,希望董在美国拿到学位后,尽快回来,报效祖国。谈完之后,王交给董四封信,其中一封是由董必武署名致美国纽约唐明照( 时任美国中###组织负责人 )的介绍信。信中介绍中###员董国瑛去美国攻读电影专业,请唐明照将董编入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并请唐对董进入纽约市立电影技术学院一事,给以协助;另外三封信是给国际友人的英文信,其中一封是给史沫特莱的,一封是给斯诺的。
1947年2月,董国瑛在王炳南的帮助下,顺利地离开祖国,飞往纽约。董手持王给她的介绍信,找到了唐明照。经唐协助,董考入了纽约市立大学电影技术学院。

1949年7月,董国瑛结束了在纽约的学业,由美国回到北京。董又在王炳南的帮助下,接上了组织关系。然后,王又请中央组织部梁华同志协助将董介绍到中央电影局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炳南曾找机会嘱咐过董国瑛,王说:“电影这一行,在我们国家的基础还很薄弱,需要有人去研究、改进、提高和发展。你在电影界,可以充分施展你的才华,人尽其才,大有作为。你好好干!干出点明堂来,以不辜负组织上对你的期望。”

王炳南的一席话使董国瑛很受感动。董曾对朋友说:“像王炳南这样的干部不多,他很憨厚,帮助人真心诚意。每当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要紧,咱们帮助你’。”

王炳南在抗美援朝之后,由于工作很忙,也就没再过问董国瑛的事。1954年王去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他又出使波兰,一去就是10年。王在国外因公务忙,和国内的各界朋友都失去了联系,而逐渐淡忘,其中也包括董国瑛。

1964年王炳南由华沙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司和中苏边界谈判等工作。

王炳南每天除阅读文件、处理外交事务和参加外事活动外,还要到处去作报告,介绍中美会谈情况。与此同时,他的访亲交友之风不改,请客吃饭之癖不变,仍然一如既往,在各系统、各民主党派、各方爱国人士中间继续做团结统战工作。八小时之外,他的交往活动很多,不是在家里招待客人,就是在外面请客吃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因此,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董竹君一家没有任何来往。

在一次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王炳南和董竹君在会场上偶然相遇。两人谈起了这十多年前的往事。董对王讲,她于1960年,几经周折,迁居北京;女儿董国瑛生活上一度坎坷,也回到了北京。董还感谢王过去对董家的帮助,并表示,这些往事她们将永记不忘。

王炳南很高兴能和董竹君相遇,但听到董国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很为之担心。会后,王即去董家拜访,又去东单看过董国瑛。从此,王又恢复了与董家中断了十多年的来往。

这种中断后恢复、恢复后又中断的来往关系,二十多年来能够维持、能够延续,也就很不错了。这也说明,王炳南对董家是以诚相待,不忘旧好,不因董家有海外关系,不因董竹君出身是资产阶级、大老板而疏远或怠慢,坚持不忘董家是统战对象。

这本是一坚持统战政策,不怕说三道四、坚持善交朋友,不忘旧情、坚持光明正大,不怕涉嫌的为人之道、好作风,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粗暴地猜疑和践踏。

1965年8月至9月,王炳南从恢复和董家的联系后,去访过几次。仅就这几次的交往,却给王自己引来了一场政治灾难。王的这场政治灾难形成的缘由是什么,许多人弄不清,就连当事人董家以及世纪老人董竹君至死也没弄清。然而,王对自己的这一政治灾难,从一开始,心里就非常清楚。

王炳南对我说:“我去看过董国瑛几次,完全是一般性的访友。我们见面后,免不了畅谈往事、聊聊眼前。所谈的内容,你一句,我一句,杂乱无章。诸如,我们谈到美国的摩天大楼和街心公园、美国的舞台艺术和好莱坞的上市电影;美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在美国和美国华侨社团;美国西海岸的风光和华沙的风土人情等见闻趣事等。但我们从不谈国家机密和外交机密。

“就是这样几次到董家访友,却被谢富治、康生捏造成我在从事间谍活动,说董国瑛是国际间谍,说我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报,并以涉嫌间谍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

周恩来对这样一个不调查、不研究、上纲上线的报告很不高兴。

周恩来对此报告,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完全不理,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姑息、护短,但可以看出,周不同意谢富治、康生( 中央文革领导成员 )对此事的结论。

为此,一天夜里,周恩来把王炳南叫到西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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