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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共建国史及层出不穷的叛徒
来源: 川野兵仔/日期: 2010-12-06
中共建国史及层出不穷的叛徒

康秀峰
  
  回顾党的艰难成长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已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亦60年了。中国共产党能有今天的执政,能有今天的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完全靠的是毛泽东这位经天纬地之才,和其坚韧不拔的顽強意志的领袖,以及其文能安国武能治军的正确领导。当然,还有大批始终追随毛泽东的工农知等精英,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同努力与奋斗。在今年建国一甲子,胡錦涛主席准备大庆的今金秋,我们回顾六十年前党的历程及某些重要人物,了解革命成功的艰辛是必要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遭人唾骂。这均是由人民决定而非个人说了算,尤其在今天科技时代,已不再是封建王朝时由少数文人写史那样了。因当今每天发生的事都在世人的心中和技术的记载中。如果有人还处于古纸堆的由少数几个文人写历史的年代的思维中,这只能说是可笑。正如主席早说过,历史是人民创造而非英雄创造。历史既是社会前进道上的发生的事件,也是人们活动的记录。了解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离不开历史,也不能割断历史的连续性。故谈论江青,不可能避开毛泽东,避开共产党的历程。
  
  我们看到,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来,自始至终不背叛自己的理想的人是不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12个代表之中{代表五十几个党员},到四十年代初只剩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了。何叔衡1935年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入狱并和毛泽民一起被秘密屠杀。王尽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于1925年8月病逝。李达于1923年夏宣布脱党。李汉俊中共第二、三届候补委员,脱党,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1927年12月被桂系军阀杀害。刘仁静1926年去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派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被开除出党。转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解放后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包惠僧八一起义后脱党,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恢复国民党党籍。1931年起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等。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评;1938年初,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少将军统特务;1979年客死加拿大。唯毛泽东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在追求和信仰上,都显示出了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的革命领袖意志和伟人气度。
  
  中共一大代表,共有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另有一名陈独秀派的代表包惠僧。成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毛泽东1922年7月,赴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因没有找到会议地址,未能出席会议。},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后”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委员兼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四大在上海召开,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四大开始,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决策。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长沙养病,同年底赴广州参加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1月22日,孙中山先生提名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会成员,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1925年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代理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再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在武昌同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五大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4人(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 (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 。此次会议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是对于革命的很多重大问题都未能做出正确的答复。
  
  1927年5月28日,毛泽东辞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离开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6月1日的第三十次会议。那次常委会,到会者既有蒋介石,也有毛泽东。这一次,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20年代的最后一次见面。
  
  五大后,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1927年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被停职。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就是瞿秋白,并指定年仅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成为共产党第二任领袖。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叛徒剧增,八一起义又失败。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势面前,中央政治局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公寓里召开了一次只开了一天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第一项议程,由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就是有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出处。
  
  参加八七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公开并第一次打出镰刀和斧头的工农红军的旗帜,并由此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摇篮。在接纳八一起义失败的朱陈残部和彭德怀的平江起义余部后,又转战赣南,经略江西,创建红都瑞金。
  
  1928年3月,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六大正式代表名单孟庆树、刘伯承、蔡畅,蔡树藩、毛泽东{未去}、王明、任弼时、 严朴、张金保、邓颖超、周恩来、徐特立、李立三、王若飞、白海峰、卜士奇、蔡和森、曹更生、陈海清、陈学熙、陈治平,成文,成中青,邓中夏, 丁继盛、丁君羊、杜作祥、法荣廷、方维夏、甘卓棠、高衡、龚德元、龚饮冰、顾顺章、关向应、郭纯志、郭金祥、郭寿华、何舒衡、何秀明、何资琛、 胡秉琼、胡大才、胡德荣、胡福田、胡建三、胡均鹤、胡锡奎、华岗、张国焘,华连生、黄平、黄文、霍锟镛,江慧芳、姜永和 蒋云、邝壁清、来耀先、黎国琼、 李涤生、李鸣岐、李培之、李文宜、李源 李占泉 李子芬 梁鹏万 梁亿才 林玉珩 刘伯坚 刘坚予 刘义 刘振德 柳圃青 卢福坦 罗登贤 罗明 罗章龙 毛简青 孟坚 潘家辰 潘文育 彭公祖 彭湃 祁松亭 钱乃治 钱志康 秦曼云 邱宏毅 瞿景白 瞿秋白 瞿星五 饶卫华 任旭 阮啸仙 沈泽民 史文彬 苏美一 苏兆征 谭国辅 汤正清 唐球 唐韵超 涂作潮 汪泽楷 王备 王凤飞 王福全 王兰英 王懋廷 王培五 王翘 王藻文 王仲一 王灼 王子清 温少泉 温裕成 吴介藩 武剑西 夏文法 夏曦 向忠发 项英 徐兰芝 徐锡根 徐治荣 许涂淼 杨福涛 杨殷 杨之华 杨宗义 叶发青 叶开寅 于佩贞 于治勋 余驾先 于茂怀 袁炳辉 曾文甫 曾中生 张国焘 张金刃 张昆弟 张任光 张世熙 章松寿 郑子瑜 周冷波 朱宝山 朱松寿 朱秀春 朱自纯 庄东晓 片山潜 萨波托斯基 杨松 米夫 斯大林 布哈林 安贝尔•德罗 福京 陶里亚蒂 波立特 恩利白培 格勒尔
  
  日本共产党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 波斯(伊朗)共产党代表。指定及旁听代表
  
  孟庆树 刘伯承 蔡树藩 王明 邓颖超 徐特立 卜士奇 陈学熙 杜作祥 方维夏 高衡 龚饮冰 郭寿华 何舒衡 何秀明 胡秉琼 胡大才 胡建三 胡锡奎 华连生 李培之 李文宜 梁鹏万 刘伯坚 柳圃青 潘家辰 潘文育钱乃治 秦曼云 邱宏毅 瞿景白 瞿星五 饶卫华 沈泽民 苏美一 谭国辅 涂作潮 汪泽楷 王备 王兰英 王培五 王翘 吴介藩 武剑西 于佩贞 曾中生 郑子瑜 朱宝山 朱自纯 庄东晓。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名单杨松。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是毛泽东 任弼时 张金保 周恩来 李立三 蔡和森 顾顺章 关向应 李涤生 李源 卢福坦 罗登贤 彭湃 瞿秋白 苏兆征 王藻文 向忠发 项英 徐锡根 杨福涛 杨殷 于茂怀 张国焘。中央候补委员,邓中夏 甘卓棠 李子芬 刘坚予 罗章龙 史文彬 唐韵超 王凤飞 王仲一 王灼 夏文法 徐兰芝 周冷波。1928年7月19日,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周恩来任常委秘书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为正式委员,叶开寅、张昆弟为候补委员。
  
  1930年秋改李立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六届四中全会,会期约15个小时,这次全会是由米夫一手策划的,扶植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到会的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徐锡根、李维汉、任弼时、贺昌、余飞、顾顺章、温裕成、王克全、罗章龙、陈郁、史文彬、张金保、王凤飞、陈云、周秀珠、徐兰芝、袁炳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韩连会、何孟雄、徐畏三、沈先定、顾作霖、夏曦、肖道德、邱泮林、秦邦宪、柯庆施、袁乃祥。另有康生等 2人作记录。
  
  决定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退出:罗迈、贺昌;撤销了李维汉、贺昌2人的中央委员职务;
  
  补入新的中央委员是: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 政治局应退出的是:李立三、瞿秋白、罗迈。
  
  新加入政治局的是:陈郁、卢福坦、陈绍禹、王克金、刘少奇。
  
  同时撤消了李立三、瞿秋白、罗迈的政治局委员。
  
  这样连同以前的委员,总计有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陈郁、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指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周恩来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
  
  自武汉八七政治局紧急会议后,毛主席就再也没出席过中央的会议了,一直到中央迁至江西苏区。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局和其他人员被紧急撤往苏区江西。

  
  顾顺章是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大”之后不久,经中央常委决定,顾顺章进入由周思来等七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八七”会议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不到四个月的时间,由中央委员成了政治局委员。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被当场逮捕,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
  
  党重要领导背叛并因叛徒出卖而死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有:

  
  1928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因叛徒——贺治华、何家新夫妇的出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贺治华在没有和何家新结婚之前是朱德的夫人,也曾在莫斯科劳动大学留学。她追求舒适的生活。回国后,她则与同是法国留学归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何家新结婚,二人被分配在上海党的机关工作,隶属罗亦农。
  
  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历史上被捕后叛变的职位最高者。
  
  张国焘,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唯一参加过中共“一大”至 “六大”的他, 1927年5月成为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 1931年初回国后,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最终逃出了革命阵营,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王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直到全国解放,仍不肯作自我批评,他在留居苏联以后,写了大量的文章(尤以《中共五十年》一书最为突出)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最终堕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叛徒。
  
  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屠杀后,中央迁上海。彭湃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叛徒白鑫引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逮捕了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中共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事部长颜昌颐以及邢士珍、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重要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临时因故未与会而幸免。
  
  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不久在军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从黄埔毕业后参加了叶挺的第四军独立团,任政治教导队指导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升到团长。1929年初,他随同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8年的上海,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投机分子接二连三地宣布脱党甚至背叛革命,倒向敌人。此时,白鑫的一个表弟因在海陆丰叛变逃跑,被根据地负责人彭湃下令处决。
  
  蔡和森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1931年6月因叛徒顾顺章出卖,惨遭杀害,恽代英被杀害;由于顾顺章他的泄密,周恩来险些遭遇不测;由于他的叛变,党中央差点全军覆没。
  
  还有如南京和江苏省委曾八次遭大破坏。孙津川,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由于叛徒告密,他与市委大部分同志先后被捕。1932年2月,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和军委书记路大奎被捕,王善堂叛变,供出了南京市党员的名单,先后被捕300余人,其中有100多名优秀党员牺牲。1934年6月,江苏省委被破坏,市委负责人顾衡于8月被捕,12月就义于雨花台。还有程斌,刘厚总、邢仁甫,关书范,叛徒唐瑞林均为大叛徒。中小叛徒就更多了。1927年7月4日夜,蒋介石下令将中共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因叛徒出卖而被蒋杀害的党领导人还有陈乔年,赵世炎,瞿秋白、赵世炎、向警予、王若飞、方志敏、陈延年、邓中夏、张太雷、陈潭秋、苏兆征、邓恩铭、彭湃、毛泽覃-----。
  
  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1931年9月,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未受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逃往江西苏区,王明随米夫去苏联避难,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年仅24岁的博古负责。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康生)、陈云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叁人为常委。这一决定是在上海一无名的小酒店里做出的,出席者仅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博古。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实,一大成立后到中央撤离上海到江西苏区时为止,这段时间里党内重要领导背叛,投降的有党的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省市委书记等,不干脱党的,病死的累有发生。自中央和机关撤到毛泽东创建的苏区江西后,尽管毛泽东受排挤打压,但苏区党内重要人背叛的已很少了,只张国焘等极少数人是一另外。故凡到毛泽东身边的人,大都在建国后任重职,享尽荣华富贵。可见毛泽东是棵庇荫的大树!
  
  话说回来,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甦、胡海、滕代远、肖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伯、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最高政权机关。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同时,于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邓发为局长。委任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关向应、王盛荣等同志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朱德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委任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委任项英代财政委员会主席,委任范树德、毛泽民为财政委员会委员,委任梁柏台为司法委员会委员,委任周以栗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委任方继夏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务厅厅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
  
  但是,中央到苏区后,28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排挤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直指毛泽东。最终毛泽东以请病假被解除军职。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派任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到达中央苏区,博古决定由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导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全面失败。
  
  六大五中全会1934年1月15日─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增选了王稼祥、凯丰(何克全)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候补中央委员;博古任总书记。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这是长征前的最后一次中央会议。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大会全体一致通过下列一百七十五人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
  
  博古、陈绍禹、何克全、刘少奇、毛泽东、项英、吴亮平、瞿秋白、周月林、金维映、黄发桂、谢玉钦、李富春、谢名仁、肖世榜、林国宋、黄长娇、蔡畅、钟葆元、娄梦侠、张绩之、徐达志、曾山、钟昌桃、刘启耀、钟循仁、李卓然、刘广臣、谢先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贺昌、何长工、滕代远、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董振堂、刘伯坚、黄甦、蔡树藩、聂洪钧、王如痴、万永诚、陈光、寻淮洲、罗瑞卿、张纯清、周建屏、周昆、乐少华、陈阿金、袁国平、叶剑英、陈毅、毕士梯、陈洪时、肖克、孔荷宠、朱瑞、刘畴西、徐彦刚、陈昌浩、徐向前、张国焘、张琴秋、贺龙、关向应、夏曦、宋白民、王维周、罗炳辉、洪水、蔡乾、张然和、余宏文、王世泰、潘士忠、姜阿三、张冠一、古大存、郑振芬、朱琪、高俊亭、詹以锦、郑位三、王凤鸣、成仿吾、郭述申、张德三、祝维垣、顾作林、邵式平、黄道、朱兆祥、孔书安、刘晓、钟世斌、傅才秀、周义开、刘明辉、熊仙璧、刘国珠、钟桂新、罗迈、陈祥生、林伯渠、刘群先、胡海、范乐春、曾洪易、巫子元、张太和、黄宜章、张鼎承、李见珍、吴兰甫、吴必先、邱先英、张闻天、陈云、王盛荣、邓发、陈潭秋、潘汉年、黄加高、张云仙、张金楼、周少文、何振吾、陈寿昌、黄光保、谭余保、刘士杰、王震、邝彪、彭仁昌、任弼时、吴德峰、王秀章、熊国炳、余洪远、李维海、何畏、李先念、曾广澜、周光坤、李成甲、陈子谦、方志敏、余汉朝、黄万生、汪金祥、关英、涂振农、关春香、吴玉璋、朱地元、杨其鑫、邓振询、何叔衡、高自立、梁柏台、徐特立、阮啸仙、邓颖超、董必武、赵云、王贤选、罗梓铭、杨世珠、赖樊玉。
  
  候补委员原定三十五人,后经大会规定为三十六人,亦一一通过,名单如下:
  
  杨炳龙、谢振富、邱时凤、邓尧盛、董长胜、刘毅、李美群、邹中才、徐顺恒、徐明富、叶德贵、邓子恢、朱荣生、贾元、冯雪峰、李一氓、李克农、张爱萍、罗荣桓、李赐凡、颜立记、尹仁桂、刘燕玉、方敬和、谢炳煌、钟义谨、黄富武、方振华、邹敦厚、廖汉华、龙春山、华新湘、周桂香、邝朱权、邓萍、康克清。
  
  继则通过以下三十五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
  
  农细、朱克盛、李生保、滕代远、罗荣桓、蔡×(此处原文不清--编者注)、黄长姣、罗元际、谢学连、刘列珠、范乐春、黎莲秀、赖荣光、王孚善、曾昭明、胡美水、冷×仪(此处原文不清--编者注)、张炳如、邹芳禧、董必武、王秀、康保贵、吕广运、邓先钊、刘传家、王汉章、段松瑞、叶胜芳、张标、刘进文、卢同好、张振芳、项英、吴秀英、丘荣先。
  
  大会一致通过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和周月林等十七人组织中央政府主席团,并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与张国焘为副主席。
  
  以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十一个人民委员部,以王稼祥为外交部长,朱德为军事部长,邓振询为劳动部长,高自立为土地部长,林伯渠为财政部长,吴亮平为国民经济部长,陈潭秋为粮食部长,梁柏台为司法部长,曾山为内务部长,瞿秋白为教育部长。接着又通过以项英为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至1934年4月上旬,红军防线被迫退到广昌、建宁一线。到了1934年4月至5月,广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大开。
  
  至9月底,损失严重,形势危殆。为了使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得不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各直属机关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也称红星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及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也称红章纵队中央纵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发、参谋长张宗逊;由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由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由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由军团长周昆、政委黄更生率领的红八军团,由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从瑞金县梅坑等地出发,到于都地域集结。中央红军已经全部集中在江西南部于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才发下来。1934年10月10号各部队依照中革军委下发的《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中详细规定的渡口及涉河点行动,部队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军委一二纵队在中间,五军团殿后,共计87000余人,陆续渡过于都河进击。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腿部负伤一直无法工作,中共中央局令命顾作霖为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中央红军长征前,决定以红六军团为西征先遣队赴湖南,以红七军团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开辟新的战线。1934年7月五日发布政治训令,红七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所部3个师及中央随军工作团共6000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闽东、浙南等地,于10月转入赣东北重溪与红十军会合,按中央军委指示,两部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北上抗日,后遭失败。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湘赣苏区红六军团萧克、任弼时下达训令,为给即将进行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探路”,红六军团先期出发西征。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红军只剩3万余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1900年—1974年)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伍修权翻译。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长征路上其他的重要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参加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6人。
  
  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11人。
  
  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样、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14人。
  
  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会议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陈昌浩,1930年11月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 “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1939年8月去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952年陈昌浩携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他痛心疾首地说:“ 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 “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
  
  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芦花会议(又称黑水芦花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拥护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行动上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攻击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中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党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月18日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进展迟缓,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13人。会议期间,为加强前方部队作战的统一组织与指挥,利于迅速北上,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方面军之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
  
  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沙窝会议开了3天,8月4日至6日。到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党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及沙窝会议的继续,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对北上路线的认识,克服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阻挠起了积极作用。到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10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29日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教育与宣传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凯丰出席会议。
  
  巴西召开会议
  
  毛尔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
  
  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将这一消息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
  
  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认为,在此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抗日先遣队,彭德怀任司令员,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14人。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21人。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9日占领甘肃哈达铺。党中央在哈达铺利用3天时间对部队进行了休息整编,使红军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体力逐渐恢复,同时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共约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原红军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兼),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纵队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叶剑英,政委邓发。
  
  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27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
  
  政治局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于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 9月27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当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35年9月27日,在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将红军的落脚点放在了陕北。
  
  1935年10月18日抵达铁边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以及林彪、聂荣臻、杨尚昆7人。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彭德怀等13人。
  
  1937年3月23日-31日中央政治局延安扩大会议,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张国焘以书面形式提出脱离共产党,周恩来亲自前往劝其回来,无效。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从1931年1月六届五次全会以来到38年,8年中央全会未开过。长征路上危机四伏战事频繁,只举行与军事行动有关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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