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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春桥与王洪文鲜为人知的“婚事”(ZT)
来源: 删啦再贴呗/日期: 2010-12-06

          张春桥与王洪文鲜为人知的“婚事”(ZT)

               ·沈国凡·

  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离婚与权力的梦想

  ◇ 一同破灭

  张春桥将老婆留在上海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要这样做呢?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获,后来自首,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到处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

  1946年张春桥与文静结婚。

  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

  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

  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春桥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扔掉脑袋。

  历史没有朝着“四人帮”策划的方向走,但是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一伙相互勾结的罪恶目的究竟是什么了。

  北京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是中国的高官集聚之地,对于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特别是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层的人来说,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只要人们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 约见王洪文秘书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建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看来,与张春桥相比,肖木还是太嫩了。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地成了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惋,几分凄凉。

  张春桥将自己的家事和国事连在一起:“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 张春桥的离婚梦破灭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将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仿佛有所预感,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这事却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对。

  张春桥对姚文元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肖木谈到此事时,张便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

  肖木惊诧:“谁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张春桥朝这位年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主席去世了,现在各种思想的人都会出来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肖木问:“能有那么严重?”

  张春桥显得有些沉重地说:“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随时都准备着有事情发生。”

  肖木这才醒悟过来,对张春桥说:“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张春桥苦笑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就要看到时候谁的力量大了。”

  肖木这时才领会张春桥刚才云山雾罩地给他讲的那些话,于是就说:“我们有上海的民兵武装,好几十万的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听你春桥同志指挥的。”

  张春桥这才说:“所以我对文元说,还是将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里有我们的人,好关照。”

  多年来,张春桥一直为离婚的事情弄得发愁,加之他考虑的事情比“四人帮”中的其他几个人要多得多,一张脸总是像苦瓜一样地“挂”着。当肖木说到上海民兵时,他这时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又收住了。

  张春桥对肖木说:“所以我叫你来,临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谈一谈。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最集中,现在我们又将他们武装起来了,那还怕什么呢?所以我让你将这些意见带给马老他们,使他们能尽早地做准备,要经受一场更大的考验,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抓好。”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人帮”中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

  人们对此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与年轻一点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政治账要多于生理账。肖木到达上海不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枝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

  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几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的离婚梦也随着他的覆灭而从此破灭。

  ◇ 拘捕张春桥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春桥的贴身警卫员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军人,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大熊”,陕西人。张春桥平时很喜欢这个警卫员,这个时候,他正在家乡休假,被张春桥突然招回了北京,外出时寸步不离。

  张春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就带上“大熊”来到怀仁堂。二人刚走到门口时,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春迎上去,向张春桥行了一个军礼。

  张春桥板着脸,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到了吗?”
  纪和春答:“到了,他们正在等你。”

  于是,纪和春就引着张春桥朝里面走。

  这时,“大熊”也跟在后面,想随张春桥一同进去。

  门前的两名卫兵立刻将“大熊”拦住。

  张春桥这时回过头来,有些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春回答说:“没有什么,首长们开会,随行人员按规定都在外面的大厅里休息。”这一说,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就只好对自己的警卫员点点头,独自跟着纪和春进去。

  当他们推开“会议室”的门时,从门后突然冲出几个人来,将张春桥一下子扭住。

  张春桥立刻大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在前大厅被拦住之后,就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休息。他进门一看里面都是警卫局的熟人,就向大家点点头,然后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喝起来。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是真。他这时突然站了起来,就要朝里面走。

  警卫团一名副团长朝屋子里的行动小组人员使了个眼色,行动小组的这几个人就要冲上去缴“大熊”腰上的手枪。

  “大熊”后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枪。

  昔日警卫团里的熟人,此时“各为其主”,怒目相视。

  如果双方发生枪战,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粉碎“四人帮”的计划!

  那位副团长对“大熊”大声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逮捕张春桥!”

  这是令“大熊”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着就说:“我只听汪(东兴)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并将话筒递给“大熊”。

  听完汪东兴电话后,“大熊”回答说:“是!我服从命令!”

  “大熊”将攥在手中的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前面的大厅里,一场剑拔弩张的“警卫员之战”终于结束。

  “会议室”里,被行动小组人员扭住的张春桥,对坐在沙发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大声地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

  华国锋这时站起来,拿出一张“决定”来,对张春桥念道:“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张春桥听完后还想反抗,被纪和春上来给戴上了手铐,然后从后门将他押走。

  历史老人总是这样及时地惩治邪恶,张扬正义!

           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 王洪文向妻子提出离婚

  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

  有人说,这是王洪文地位变了,看不起仍然还在工厂里做工的妻子了。

  也许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

  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 ’,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王洪文的发迹,完全是得益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栽培。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1月2日,张春桥电召王洪文进京。

 1月3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秘密召见王洪文。

  在听取了王洪文对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张、姚指示他,必须迅速回到上海,对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夺权。

  1月4日,王、张、姚3人飞回上海。上海文汇报社在全国率先开始夺权。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宣布夺权成功。

  在把持了宣传舆论工具之后,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幕后策划下,王洪文、徐景贤等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于是,新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班子开始形成,张春桥担任主任,总揽上海党、政、财、文大权,姚文元担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担任了副主任。

  从此,王洪文这个极不引人注目的“小兄弟”,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一手栽培下,开始步入中国政坛。

  在张、姚、王的一手策划下,全国上下开始向地方党委和政府夺权,王洪文则成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的一个标志性代表人物。

  1972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

  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党的副主席,登上了个人权力的顶峰。

  从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一个干事,一下子成了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深深地明白,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帮助”的结果。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得紧紧地依靠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在他之前早已与江青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王洪文进京不久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虽然职务一下子跃上张、姚之上,但对这两个人的“知遇之恩”,他是感激万分的。对于江青,因为她的头上有一道“第一夫人”光环,为着共同的利益,王洪文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这个小团体中的一员。

  于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个名词出现了——“四人帮”。

  “苦出身”的王洪文自从登上权力的峰巅后,生活上更是奢侈。据有关资料记载,王洪文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有9辆汽车。到外地“视察”时,他嫌坐的三叉戟飞机太小,要坐707,睡前要喝一次西洋参汤。他喜欢打猎,就硬要有关工厂为他制造“奇异牌”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生产,来为他日夜赶制。最后造了20只,他却只选了两只,耗费国家资金是当时的1万多元。又为他专门精制了5块高级钻石牌日历手表,调动7个工厂和1家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1万多元。他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研制这个杯子的高档盖就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专门制造了两套模具……王洪文的生活开始腐化。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以后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地开始整顿工作,使在一片混乱之中的各行各业,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效。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动摇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根据中央的安排,此间的王洪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的时间作调查研究。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

  王洪文认为机会来了,他将当时的秘书肖木叫来,要他写一篇讲话稿,准备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自己登台“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从而达到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目的。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又作了修改。就在他将第二次修改的稿子送印刷厂,并准备出三稿的时候,他却将自己的这份“报告”悄悄地收起来了。

  原来,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破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2日——离“四人帮”的覆灭还有4天,王洪文还在做着他的篡党夺权以及离婚的美梦,他洋洋得意地为自己拍了好几版的“标准像”。

  用王洪文自己的话来说,他这个连最基本的马列主义常识都不具备的人,是靠着“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

  “四人帮”的其他3个人,也都承认王洪文是一个不理“正事”的“白相人”。

  这时,王洪文对离婚的事情向妻子催得更紧。他不但让自己的秘书去做劝说,同时还让他在上海的余党去帮着做这件事情,并答应了崔根绨孩子归女方的条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后,曾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正当王洪文满怀希望准备离婚时,形势却发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

  ◇ 抓捕王洪文惊天动地

  抓捕王洪文的时候,却不像江青那么容易。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早已等候在此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平静地坐在那里。

  在此之前,汪东兴将写好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华国锋。

  具体的抓捕,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实施。

  张春桥先到,很快就解决了。

  王洪文接着就到了。

  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

  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

  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

  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王洪文还想挣扎。

  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从一个既无安邦之策,又无治国之才的造反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王洪文,从权力的巅峰上跌了下来。

  ◇ 每年国庆节妻子都来监狱探望王洪文

  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3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与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后的陈述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后宣判。”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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