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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彭德怀和贺龙的恩怨探究
来源: 网店招商/日期: 2010-12-05

彭德怀和贺龙的恩怨探究

一。彭拿走了贺的家当

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此后,彭就和司令挂上了勾。这样有好处就是级别高了,也有坏处,就是不容易有自己的嫡系部队。

1937年9月11日   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彭任副总司令。原来的红三军团的人马长征到陕北后,改编为红一军团四师,后又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属的115师686团。这样,老彭就算是个孤家寡人了。

而到后来,老彭又成了一野的旗帜,又有了自己的部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老彭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部队,之所以成为后来的一野司令,纯粹是一光杆上任,他的部队基本是贺龙的。

那贺龙呢, 大家都知道贺龙的老家当是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荣升中央最高层核心领导机构后,贺就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但到后来,为什么从三大方面军演化到四个野战军的形成,贺龙怎么把家当弄丢了呢?我们就从120 师谈起。

1937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陕北红27、28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供给处处长陈希云。全师共编两旅、一个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14000人。

在整个抗战中,120师领导机关有许多变动。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通告全军,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关在休养、高岗为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

1943年2月20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由野战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兼任联政副主任,由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兼任联政第二副主任

1943年秋,在合并了吕正操率领的八路军第3纵队9个团后,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洗恒汉。

1945年8月,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司令员,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关向应兼任政委(因病未到职),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李井泉任副政委,张经武任参谋长(后由许光达代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冼恒汉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独立第四旅、独立第五旅。

1946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1946年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军区之雁门军区,将所辖第五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拨归绥蒙军区建制,所辖第二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直属晋绥军区领导;同时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为晋绥军区野战纵队。

【晋绥军区野战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副司令员贺炳炎,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政治部副主任张国声,下辖: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庭,政委余秋里。

〖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副司令员彭绍辉,参谋长唐健伯,政治部主任王恩茂,下辖:第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李铨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

〖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孙志远,参谋长李克夫,政治部主任杨尚高,下辖: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政委罗志敏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孟昭亮独立第四旅:旅长李克夫兼,政委王赤军。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成立是在1947年2月10日,由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廖汉生,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徐立清,政治部副主任冼恒汉。全军共六个旅,两万八千余人。后晋绥军区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加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序列。

1947年3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不得已,改变方针,集中主要兵力对东西两翼的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陕北即将开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是主要的军事力量,谁来统率这只部队呢?论理,应由贺龙来指挥。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此时贺龙在晋绥那边当晋绥野战军司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这次彭大将军是真的毛遂自荐在先,而且没有征求贺龙的意见。老毛表示说:“很好!”    

这样,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陕北地区的部队从此统归彭大将军指挥了。

1947年7月31日,陕甘宁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可以说,除了黄永胜部等一小部份的人马到了东北,贺龙的人马大部份到了老彭的手底下了,一个司令手底下,只剩了一个旅。再后来,贺龙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1947年7月21日,小河会议召开了。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这样,老毛便让贺龙管起了陕北战场的后方工作。从这时候起,贺龙便给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当了个“后勤部长”。

对于整个事件, 贺龙不可能没有想法。后来的庐山会议上,贺龙终于一吐心中怨气。


二。云阳反军阀主义是开端

贺龙和老彭,因为性格脾气的关系,本来就成不了好朋友。

贺龙,是一身土匪气,是那种身体入了党,行动思想没有入党的人,吃喝嫖赌,还斗鸡。彭是行动早就入了党的。贺龙同彭德怀第一次结怨始于1937年的反军阀主义。

反军阀主义的背景是这样子的,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於历史上遗留的种种问题,比如党内、军内的矛盾,进一步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和建设的机会来临。

1937年3月,在西路军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老毛认为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13日张闻天、老毛致电周恩来,要其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1《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1937年3月23日至26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对张国焘军阀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会上贺龙还说张“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2 《中国元帅贺龙》作者:水工]

随着会议的进行,老毛等中央领导认为,要把此次活动扩大化。

3月25日,张闻天、老毛致电周昆、袁国平,要求对“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统一和团结”。[3《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这一指示,针对的显然并不仅仅是张国焘,而是以全军为目标。话是这么说,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没有一方面军的事情。而四方面军又基本没有了,那么红二方面军就成了重点对象。恰恰相应的是,红二方面军的名声在这方面不佳。所以二方面军“反军阀主义”的起源于此。

众所周知的是贺龙在旧军队混过,北伐就当过军长。

叶剑英就说过,在我军干部中对旧军队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数贺龙。 所以在红二方面军里要说“反军阀”,那矛头所指就是比较明确,也就只有贺龙当过军阀(是头头啊)。
 
6月23日,关向应在前总开会时,已决定召集红二军第四师党的特别小组会,反对十二团团长的军阀主义。为什么要选这位团长呢,因为他与政治委员关系不好[4关向应的笔记],定性为“实质是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党的斗争”。

在批评斗争之后,团长认错了,但是斗争却转向了师长卢冬生,指责他“对政治制度的反对倾向”“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对上关系对下团结均如此”,是“四师工作的主要阻碍”,同时也肯定他“对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这种“只相信个人”的指责,很明显指的是贺龙。

而这种转向,同老彭的讲话有很大关联。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任弼时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军部队中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反张国焘路线斗争。

彭来到红二方面军驻地云阳,作了此报告,严厉批评了二方面军的所谓“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

王震后来回忆说:“彭德怀对六军团的批评太不像话了,说六军团游击主义,二军团军阀主义,游击主义是我,因为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要求讲话,说我是代表。周士第那时有点情绪,我就算了。反军阀主义是重点。卢冬生是个好同志,打仗很勇敢,把卢冬生当军阀主义重点来斗,是不对的。反军阀主义矛头指向贺老总是错误的。”[8“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 1960年11月22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 。

虽然在特别小组会上,贺龙主动发了言,提出对卢冬生他们,过去与其错误斗争不够,不够的原因,因为过去过火的思想斗争方式不满而形成的成见。但是卢冬生并没有作检讨。关向应在7月19日的笔记上写道:“冬生非但未了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很深的意见,值得我们警觉,奈何!奈何!”

7月30日,对卢冬生的批判斗争升级,被推上了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积极活动分子会议。 关向应在6月30日的笔记中写道:“本日(第二次会议)有极大发展,即公开与冬生的军阀主义倾向做斗争,特别是云卿(贺龙)说:‘我没有错误吗?因为我过去当过军阀,党没有公开批评就是的。’又说:‘冬生的错误我是看到的,因为我过去政治落后,没有纠正就是了。”’   虽然贺龙违心作了检讨,可是卢冬生并不理解。卢向关向应打电话撩挑子,提出:“一、我要饭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后方去,我不干了。” 於是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贺龙了。

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他说:“云阳镇反军阀主义,附带反游击主义。反军阀主义是反我的。我和小关(向应)讲: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 “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 关向应在他的笔记上对此也有所反应。他写道:“8月23日,晚上与云卿谈几个问题的误解——我并批评了云卿怀疑态度的历史根源”。

后来因为时局的发展,为了早日出师抗日,红军改编迫在眉睫,中央又来通知贺龙、关向应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红二方面军的反军阀主义只得不了了之。

但从此种下了贺彭不和的苗头。


三。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对贺龙彭德怀关系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二人首次相识于1926年的武昌之役中。彭的革命思想的升华就是起源于两个人在玉泉山关帝庙中的一次谈话,以至40年后,彭德怀在被囚禁中还写道:“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 后来段德昌有伤病则是在彭的帮助下得到恢复。

段要到江北洪湖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缺少枪支弹药,彭德怀派李寿轩给段送去,就在这次段德昌在受伤的时候,两个人有过深入的交谈,对彭德怀的谈话,包含了他个人的哪些切身体验呢? 彭德怀当日虽无从知道,却对此永怀不忘,写道:“我当时听了他那番话,印象是多么深刻!” “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

在段德昌死牺牲后,彭回忆到,“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 [1 1959年彭德怀的《庐山笔记》]

由此可见彭段的感情之深,对于段的被错误的冤杀,有野史记载(之所以称为野史,因为我没有找到原始的出处),老彭在得知段的噩耗时,十分悲痛,并说要质问中央是谁杀了段。与此对照的是,在1936年长征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没有找到任何史料说贺龙同彭有过关于段如何牺牲的交谈。但是说一点疙瘩都没有是不可能的,特别对于生性疾恶如仇的彭德怀更是如此。

因为,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老毛就讲过彭在延安攻击贺龙,为什么老毛这样说呢?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老彭向老毛建议,贺老总没有经过什么军事学习,是不是要到苏联进修啊。后来贺龙并没有去苏联进修。在文革初的时候,此事老彭被指责为想剥夺老贺的兵权。 如果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也就罢了,可是早先的反军阀主义和甘泗淇写信事件,以及到解放战争后期的时候,彭取代贺龙成了陕甘宁边防联军的领导,贺龙最后几成了光杆司令,当你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

在1959年的8 月16 日,在老毛的长篇讲话中这样回顾到老彭和老贺的关系:

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华北军分会,笔者注)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 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那么狭隘嘛[2李锐庐山会议(最新增定版)实录]。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子的,在1937年底,阎锡山凭借晋西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八路军相对抗。而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之为“十二月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

当时来说,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传达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考虑到实际的情况,120师内有人提出应该同阎搞统一战线,作出一定的让步,而贺龙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甘泗淇等人却认为贺龙这种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会损害统一战线。于是在甘泗淇等人去华北局请示完之后,接着发生了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写信要求将贺龙调离120师,送贺龙去延安(莫斯科)“学习” ,并且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

在贺龙知道这件事后,曾经大怒, “砰!”贺龙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借口将某人调去“学习”,这种方式极为常见,实为剥夺军权。林彪就这样被调回延安过,只是说起来更好听些,是去做副校长。事后,贺龙对关向应说道:“向应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党内总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坏统一战线,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名堂!”[3八路军一二○师征战实录 孙科佳 ]

我们知道,彭早就有过此意向并且华北局是老彭主导的,所以此事肯定牵扯彭德怀,因此毛泽东才讲“彭德怀对贺龙也不是信任” 。至于老彭有没有在这五个人之列,则尚无过硬材料证明。而贺龙讲的一些人,我认为指的是老彭,而不是甘等人,因为贺已经知道甘等人的不满,在背后的话,则指老彭给甘等人撑腰。


那有没有旁证来证明此事呢?如果老彭对于时局的理解和老贺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极可能的侧证了彭是支持甘的。 我们来看下老彭的当时对时局的理解。

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王明的了“十二月会议”。 后来由于此次会议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和宣言,被称之为标志着王明右倾(此后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实际形成。

彭德怀在后来的《彭德怀自述》称,在“十二月会议”上“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是他“对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他在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党是否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 受了,但未执行”;“十二月会议”后的半年多时间中,在华北,“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此后“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4《彭德怀自述》] 。

以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的华北军分会于平型关大捷后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说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争取 “战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变华北战局”,并提出八路军“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实际上“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5《彭德怀自述》] 当然这种观点同贺龙的观点是相左的。

10月17日老毛对此做出了强烈反映。老毛和张闻天发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但一直到事后22年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对华北军分会下发的小册子不能释怀,说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说“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而且因为彭确实有向长江局请示过工作,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批为:抗战时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是听王明的话。

***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和后来的彭对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彭德怀曾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的精神。陈赓在1938年1月3日日记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可见老彭是有这个思想基础的。

反军阀主义由此来看,不是老毛一手发动的,但是也不会是老彭发动的,因为是的话,老毛肯定会点出来,但是从老毛的话来推测,则肯定了老彭在反军阀主义时有针对贺龙的动作,当然老毛也说贺龙是有问题的。



请阅读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 彭德怀和贺龙的恩怨探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
  • 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1982.10.)
  • 参考资料:关于陶铸、贺龙遭迫害。
  • 打倒贺龙的主谋到底是谁?(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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