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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争论:刘少奇1925年长沙被捕事件 zt
来源: 杨晋招生/日期: 2010-12-05
文革公布的刘少奇专案中,涉及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秘密逮捕,恰逢其小学同学杨剑雄与赵恒惕有亲戚关系这一背景得以放人。解放前夕,杨剑雄本来有条件去台湾,但他抱着救刘少奇有功的幻想,认定自己可以得到保护才没有出逃。解放后杨剑雄按恶霸地主罪被处死,这在解放初期是习以为常的事,没有料道个中还有一段复杂的往事。

杨剑雄的同胞姐姐杨莲娟是当年这次事件的经历者和知情者,文革时她讲出了这件事情的原委。她说:“杨剑雄叫(称)赵恒惕姨父,杨剑雄得到赵恒惕的赏认和信用,所以刚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省政府的会计。因刘少奇和杨剑雄他们是县城玉潭小学时的同学,两家离的很近,也就七八(华)里。当年能直接见到赵恒踢的,只杨剑雄有这个方便条件和背景,杨剑雄营救刘少奇是完全出于帮助同学而为。”至于专案材料中刘少奇说的“因有很多人营救”(洪赓扬贺耀祖、叶开鑫等)。杨剑雄的姐姐说:“洪赓扬是赵恒惕手下的禁烟局长,贺耀祖、叶开鑫是赵恒惕的部下师长。他们与刘少奇无亲无故,互不相识。要是没有赵恒惕的侄子(杨剑雄)出头,以及赵恒惕(受杨剑雄的影响)改变了杀刘少奇的主意,他们不会主动出面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有头有面的人,未得到赵恒惕的许可和授意,他们不可能为共产党要人(犯)的出狱,去做担保人。”

以上说明洪赓扬、贺耀祖、叶开鑫等人,一)他们当时已是国民党的高官。二)他们与共产党没有联系、接触,政治上不亲共,思想属于右的范畴。三)他们与刘少奇没有个人的亲属或同学关系,互不相识,也不是同一个年龄层次的人。这就决定了三人不具备主动营救刘少奇的主观条件,至多是按赵恒惕的授意,为他下台阶打圆场。

据杨莲娟回忆:“杨剑雄性格刚直、仗义,他看不惯国民党腐败,始终未参加,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但也锋芒外露,得罪了一些人,才划上恶霸地主。”

刘少奇与杨剑雄是同县、同乡的近邻,在乡下同属富户人家,才有钱上县城玉潭小学读书,虽然毕业后各奔前程。刘少奇被捕入狱时,杨剑雄具有以下条件才能帮助刘少奇出狱:一)年青热情、仗义,看重同学旧情,才能为同学在危难时奔走帮忙。二)依仗自己的姨父赵恒惕作后台,利用赵恒惕对他的赏认和信用,去影响和说服赵恒惕。三)在这次营救事件中,杨本人在省政府工作,能第一时间知道刘少奇的被捕情况,并可利用职权去监狱看望刘少奇,帮刘少奇与他的夫人何宝珍取得了联系。四)杨剑雄利用了赵恒惕的威望,因而联络到贺耀祖、叶开鑫和洪赓扬等宁乡的社会名流促成了此事,因此杨剑雄是这次刘少奇出狱的主要策划人和上下沟通的主要联络人,客观上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解放前夕,杨剑雄的胞弟杨章绶是湖南芷江飞机场的站长,在国民党撤退时,他考虑到杨剑雄的地位,在国民党政府中属中下层,解放后难免受冲击。曾特意留了一架飞机停在衡阳,准备接杨剑雄去台湾。杨剑雄过于相信自己营救刘少奇有功,才未去台湾。解放后杨剑雄被镇压,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此案与刘少奇有直接关系。

随着文革中刘少奇专案的公开,世人也从解密的档案中看出:1925年刘少奇被捕入狱事件中,恰同学青年的杨剑雄,出于帮助少年时的同学,从刀下救出了刘少奇。据杨剑雄之妻周尚钧在文革时回忆:“刘少奇出狱后,与夫人何宝珍亲自到我们家登门致谢,当时的情景仍记忆忧新。”周尚钧在家里亲自接待。在二十年代他们还保持了一段同学之情。


解放后刘少奇地位已经大变,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党内经过历次激烈的政治斗争,“被捕入狱”、“叛徒”、“阶级立场”等是政治斗争的大是大非和大忌,也使各级干部小心谨慎。刘少奇因为自己的阶级出身,被捕历史并不光彩夺目,只能以极左的面貌和做法,去掩盖并保护自己。1951年杨剑雄到北京求见刘少奇遭到拒见,显然不想再搭理过去的救命恩人,以划清阶级界线。杨剑雄被捕后的交待中,详述了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及其营救过程,这是刘少奇很忌讳之事,借故杨剑雄在自白书中的时间写错了一年矢口否认,称“并无此事。”对出狱之事硬说“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借着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以镇压“恶霸地主”的名义,达到杀掉知情人的目的。

党对保护过共产党人的敌伪人员有过宽大政策。刘少奇对救命恩人杨剑雄可以划清阶级界线,但只要实事求是说一句真实话,也可留下杨剑雄一条性命。

但此时的刘少奇,没有念及当年同学救命之恩,却是以是否威胁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采取了消灭知情人的手法,与历史上“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 有很大的相似,客观上起到恩将仇报的效果。虽然此种作法在政治斗争中常见,毕竟此举有违良心和道德标准。这次事件只是窥豹一斑,但也揭示了刘少奇在文革中倒台的一些哲理。

刘少奇被捕入狱的知情人,宁乡县国民党元老周震鳞先生,解放后,全家受毛主席的邀请,于1951年从长沙迁至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和宴请了周震鳞等,出席作陪的有同乡及近邻刘少奇。那次接见和宴请时,刘少奇没有和周震麟多说话。后来毛主席多次在五一节和国庆节时,邀请周震鳞先生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烟火。毛主席在1961春节时设家宴招待过周震鳞。而刘少奇对同乡、近邻没有任何来往。2002年与周震鳞之子周锡卿先生谈到这事时,周锡卿先生深

表怀念,感谢毛主席对他父亲的关怀和照顾,而说到刘少奇时,“王家湾(周震鳞宅)与炭子冲(刘少奇宅)相距这么近(五六华里),比起毛主席的老家韶山来(相距四十多华里),爹爹(父亲)与刘少奇应算是地道的同乡,但刘少奇对爹爹(父亲)很冷漠,在很多场合见面时,装作没有看见。而毛主席每次都要走过来与周震鳞握手、问候。刘少奇对待周震鳞的态度与毛主席有很大的差别。”说明刘少奇对知情人是很提防和戒备的。而毛主席对待老师和老同学是很重感情的,如果杨剑雄是救的毛主席,其下场绝不会如此悲凉。

杨剑雄的胞弟杨章绶,于1990年从台湾回湖南老家探亲,谈到1949年接杨剑雄去台湾的旧事时,杨章绶说:“那时我说服不了他(杨剑雄),最后没有去成。他太相信同学刘少奇了,到头来成为政治人物手下的牺牲品……”。


文革刘少奇专案中,涉及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入狱史实,与知情人亲属回忆基本是差不多的。只是文革专案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其目的是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将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仅就这次出狱而言,赵恒惕为了他的地盘安宁,驱逐刘少奇出湖南,刘没有出卖和损害党的利益,不能说是投敌叛变。但赵恒惕秘密逮捕刘少奇,已经判了死刑,如果不是杨剑雄鼎力及时营救,刘少奇也早成了革命烈士。杨剑雄在解放前夕,如果听了胞弟的话去台湾,或者刘少奇的良心未泯,也可免除杀身之祸。俱往矣!这就是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入狱事件中,一段真实的历史恩怨。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案。在由江青、康生、谢富治控制的专案组所炮制的材料中,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是刘少奇 “杀人灭口”。他们杜撰的材料是: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害怕了,丢下工作不顾,私自从上海逃往长沙。 12月16日,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批“就地斩决”。刘少奇为了保全性命,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
解放后,一个名叫杨剑雄的“知情人”被人民政府逮捕,刘少奇害怕事情败露,遂于1953年擅令将其枪毙,杀人灭口!
1968年11月13日,这份经过移花接木、蓄意陷害的材料,连同另外两份材料,发至全国生产大队一级,传达到全体群众。一盆脏水就这样泼到了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头上……
杨剑雄其人
杨剑雄,家住湖南省宁乡县七福桥乡铁锣冲,是当地一户大地主。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杨剑雄与刘少奇同时就读于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堂,但两人不同在一个班级。正是这一因由,50年后使刘少奇蒙受千古奇冤。
杨剑雄后来又去长沙上中学,还进过上海大夏大学。那一年寒假回家时,杨剑雄的姨父赵恒惕,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发迹起来,当上了湖南省省长兼督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剑雄于是辍学而在长沙谋到了一个肥缺——省政府会计。有了这样过硬的后台,杨剑雄不仅吃喝玩乐都报销,还将大把的公帑悄悄弄回宁乡老家。及至赵恒惕下台,虽然是树倒猢狲散,杨剑雄的家底却是更厚实了,在乡下进一步扩充了田产,增添了佃户,杨剑雄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让乡亲们感到气愤的是,他宣布了一条禁令:凡他家的山场屋宇,未经允许,外人不得擅入,过路也不行,违者以盗贼论处,当地许多群众都受过杨家的辱骂和伤害。1927年春天,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地主。杨剑雄闻风而逃,跑到长沙、汉口等地躲过了清算。很快地,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反动军阀何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把屠刀指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杨剑雄杀气腾腾回到了宁乡。这时,一个是杨剑雄的本家兄弟名叫杨文寰的,关在宁乡县的监狱里。杨文寰本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富有正义感,曾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并一度担任区农民协会的领导工作。杨剑雄坚决要求将杨文寰判处死刑,还跑到国民党县政府叫嚷:“如果不杀杨文寰,我杨剑雄今后不再回宁乡!”在他的要挟下,杨文寰终于被枪杀。此后十多年,杨剑雄当过乡长、省参议、青年党县党部主席等,成为当地的权势人物。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南京解放,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这时,党所领导的一支游击队迅速壮大,宁乡是游击队的中心活动地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派中央军七七八师来宁乡围剿游击队。杨剑雄以为来了救兵,带着乡丁,胁迫老百姓为七七八师送柴送粮。他把自家的肥猪宰了,抬着整块猪肉去七七八师慰劳。同时还密告本地哪些人是共产党,致使杨定鳌、杨宗华、杨友华等十多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国民党节节败退,杨剑雄孤注一掷,时而县城,时而乡下,上蹿下跳,但他内心十分恐惧。为防不测,身上总是带着两支枪,还把在汉口结交的两个江湖上的武术师、河南光山县人郭起风和彭玉麟,请来当他的私人保镖。白天,两个保镖与他形影不离,晚上总有一个保镖为他值勤守夜,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宁乡成了一个狂欢的世界,杨剑雄却仿佛一下掉入冰窟,他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一起接受群众欢呼的,是炭子冲的刘少奇!炭子冲与杨剑雄家铁锣冲相隔不过三五里,当年他们还是同窗学友!犹如在黑咕隆咚的深渊里看到了一线曙光,杨剑雄心中一阵狂喜:他纵有千条罪状,只要这位老学友打一个招呼,他杨剑雄便可安然无恙!
杨剑雄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
左右数十年坚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
吾兄之功伟矣!人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尔乡居。从事教育,又为党国所束。后事生产,小辟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这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诸兄妄谓弟为开明,多有照顾,差堪告慰。倘得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其矣!……
在信中,杨剑雄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欺压百姓的罪行完全隐瞒,还居然把他那两个保镖推荐给刘少奇,称他们是“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的国术专家。
杨剑雄的真实目的是投石问路。只要刘少奇给他复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将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资本,一张铁杆护身符。
信发出去了,总得不到回音。在难熬的等待中,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迅速建立,清匪反霸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杨剑雄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出逃。他首先到北京,后来又混进招工队伍去抚顺。无论走到哪里,总觉得有一张无形的网在向他袭来。末后他改名换姓,逃到贵州一个山区小镇,隐藏下来。
但是,在宁乡七福桥,杨剑雄鱼肉百姓、欠有血债的累累罪行,人们不会忘记,当地群众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将他捉拿归案,公安部门也一直在明察暗访。
1952年10月28日,在贵州山区隐藏了3年之久的杨剑雄,终于落入法网。宁乡县公安局经过广泛调查取证,掌握了杨剑雄大量犯罪事实。1953年1月 18日,宁乡县人民法庭依法开庭审理,现存于宁乡县人民法院档案室的《公元一九五三年度法刑第十四号判决书》,详列了杨剑雄的各种犯罪事实,并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杨剑雄,男,现年五十二岁,宁乡县人,住七福桥乡,地主成份,中学程度,出身豪劣。被告因恶霸案件,经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查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以府积字0425/284号批复,核准其死刑。执行死刑的命令急如律令地发将下来,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杨剑雄,生命进入倒计时。
这时,杨剑雄千方百计地捞取救命稻草。
他向法庭申述,1924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是他向省长赵恒惕作保而营救出狱的。
人民的法律保护人民,惩办那些罪大恶极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极端分子,但考虑到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党和政府有8个方面的宽容政策。其中有一条: 在某一时期参加营救过我地下工作人员者,可以从轻处理。如果真是这样,杨剑雄可以将功折罪。
那时候,法官们都很年轻,又多是从北方南下来的,对当地的历史情况不是很熟悉。据史料记载:刘少奇确实曾在长沙文化书社蒙难,后经营救出狱。为了慎重起见,宁乡县公安局长、本案副审判长霍建国,即向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刘少奇写了一封特急信件,请求加以证实。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霸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社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出面,向赵恒惕具保,始得荣(营)救出狱一事。
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卷。我们为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述荣(营)救主席是否确实,以便处理。乞赐批复是幸。
此致崇高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印)霍建国(印)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刘少奇长沙蒙难
现将历史回溯到60年前。
1925年11月中旬,刘少奇偕妻子何宝珍由上海回到了长沙。他是回来养病的。
自从1922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刘少奇参加了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后来又去广州筹备全国第二届劳工大会,会后,辗转青岛而去上海参与领导 “五卅运动”。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生活又极不安定,他病倒了。1925年10月16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一则消息说,刘少奇“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刘少奇害的是肺结核病,也叫肺痨病。
那时,结核杆菌还是个尚未攻克的医学难题,人们谈“痨”色变,党组织决定让他回湖南治病。刘少奇借住在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这个书社是毛泽东等人于 1920年7月创办的,这里既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秘密联络的机关。书社经理易容礼与刘少奇曾经同是中共湘区区委成员,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刘少奇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文化书社与湘雅医院相距不远,看病很方便。刘少奇延请这家医院的名医诊治,一边服药,一边休养。他与何宝珍在安源生的儿子九斌,不到1岁就送回了宁乡老家,由奶奶带。趁着在长沙养病,何宝珍去乡下把儿子接来了。儿子长得很结实,能囫囵说些跟奶奶在一起的故事,为他们夫妇增添了难得的家庭乐趣。在友情和亲情的氛围之中,少奇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大家都为他高兴。
在文化书社住久了,没有实际的工作,刘少奇便有一种失落感。他准备回乡下去看看母亲,然后就返回上海。
然而,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悄悄地向他伸出了黑手。
刚刚过去的“五卅运动”,长沙和湖南各地的数万名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使赵恒惕惊恐万状。10月16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被江西军阀枪杀。黄静原是湖南郴州人。黄的遗体被群众从安源抢了回来。遗体运抵长沙时,从火车站到浏正街、八角亭、司门口,成千上万的群众,佩戴着白花,肃立街头接灵。哭声震天,口号声响彻云霄,高呼:“黄静原不死!”“打倒军阀!”赵恒惕派军警驱散,又引发学生、市民与军警的对抗,进而激发衡阳、株洲、醴陵等地数万人举行公祭……正在这个时候,赵恒惕接到密报:刘少奇回到了长沙。刘少奇在安源工人中的威望和在全国工人中的影响,赵恒惕是很清楚的。赵害怕这位著名的工人领袖的到来,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便派出密探四处侦查,终于查清了刘少奇的行踪和落脚点。
12月16日中午,刘少奇外出返回书社时,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头,营业间里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不像是来购书的读者。他正准备抽身往外走时,那几个人一齐扑上来将他扭住。他大声抗议,书社的店员也出来解围,都无济于事,那些人推推搡搡把他带到了长沙戒严司令部。
这是1925年岁末。而杨剑雄的供词却说刘少奇是1924年被捕,并且是由他保释出狱的。连时间都不对,显然是谎言无疑。“文革” 时谢富治主持的专案组掀起的一场大波,正是由此而生发。那么,刘少奇到底是怎样被营救出狱的呢?
营救刘少奇出狱的经过
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害怕引起公愤,严密封锁了消息。
长沙《大公报》顶住了压力,最先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12月17日的报纸醒目地报道: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日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到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人,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而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来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之领袖云。
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得到普遍的承认。赵恒惕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逮捕一位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12月25日在《工人之路特号》发表通电,敦促赵恒惕释放刘少奇。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大会的名义致电赵恒惕:“据报载全国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为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以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决议,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
全国各地工会、进步团体,纷纷通电救援,有时一日竟有40份之多,这对赵恒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为营救刘少奇,他的妻子何宝珍竭尽全力奔走呼号。刘少奇不幸蒙难,何宝珍没有惊惶失措,而是沉着应对。她首先请文化书社的朋友,将儿子允斌送回宁乡老家。接着又没法疏通关系,与狱中联系,送些衣被和吃食进去,安慰身陷囹圄的丈夫。然后四方奔走,八方求援,托亲拜友,全力营救。何宝珍在长沙的关系不多,但也搬动了两位上层人物。
一位是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衡阳人,思想比较开明。何宝珍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她的国文老师欧阳鸣皋是欧阳振声的族侄。另一位教育界名流何维璞,是何宝珍的本家房族叔爷,与欧阳振声也有私交。何玉珍分别登门拜谒,请他们通过欧阳振声给予帮助。欧阳鸣皋和何维璞对刘少奇为工农奋斗的事迹略有所知,对他突然被捕深感不平,都很同情何宝珍,于是相约去见欧阳振声。欧阳振声学富五车,德高望重,对赵恒惕专横跋扈早有看法,现在又任意捕人,对一个患了肺痨病的人也抓去坐监,觉得有悖于法理,于是慨然允诺,由他出面,联络一些省议员,联名具保,要求释放刘少奇。连省议长都出面了,赵恒惕也不得不仔细掂量了。
与此同时,刘少奇少年时代的朋友洪赓飏,也展开了营救活动。
洪赓飏是宁乡芳储乡洪家大屋人,与炭子冲刘少奇家相距约4公里。
洪家世代书香,不幸的是他少年失怙,孀居的母亲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当洪赓飏刚够读书的年龄,洪母便延聘当地一位最有学问的杨先生在家授课。因刘家与洪家有一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刘少奇的父亲便向洪母请求,希望把孩子送到他家来读书。见刘少奇衣着朴素,举止文雅,与洪赓飏同岁,又极聪睿的样子,洪母欣然同意了。刘少奇就这样寄居在洪家大屋,与洪庚飏一起读书,朝夕相处。后来两人又同时考取县城玉潭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两人又同时在长沙求学,一个在明德中学,一个在长郡中学。星期天,两人互有往来。之后,刘少奇在北平、保定等地参加革命活动,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洪庚飏则东渡扶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直至毕业。
关山阻隔,不通音信。1922年秋天,洪庚飏从日本学成归来,在上海与刘少奇不期而遇,可以想见他们是多么高兴!他们说着各自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洪赓飏因要照顾寡居多年的母亲,准备回湖南谋事。共产党那时还处在十分秘密的状态,刘少奇不便对他作过多的宣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个人友谊。那些日子,他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刘少奇与洪赓飏还有更深一层关系。那时,有一位叫袁素的宁乡姑娘,正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学。袁素早就认识刘少奇,并有往来。现在,洪赓飏到了上海,3个老乡,年龄相仿,他们常常一起聊天。经过几次接触,见洪、袁二位互相有意,刘少奇干脆把话挑明,当了他们的红娘。第二年暑期,他们就在家乡举行了婚礼。
洪赓飏回到湖南,深受当局的赏识。这位留洋归来的学子得到不断的升擢,26岁就做了湖南省禁烟局局长,专掌鸦片税收工作。
省禁烟局设在洪江镇。那时候,大量的鸦片从云南、贵州经湖南运往外地。洪江镇靠近贵州,是那条黑色通道的总关卡。而当局禁烟的惟一手段,就是课以重税,禁烟局每天收入大量白花花的银元,这是省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洪赓飏也就成了赵恒惕的财神爷,其他军政要员对他更是巴结不及。洪赓飏在官场中如沐春风。
这一天,洪赓飏在《大公报》上读到刘少奇被捕的消息,大吃一惊,不敢延挨,连忙从洪江赶回长沙。长沙有他的私人宅第,妻子袁素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刚刚进屋,何宝珍就找上门来了。何宝珍虽是第一次与洪赓飏夫妇见面,但刘少奇多次讲到过他们,因此也不陌生。洪赓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立即开展了紧张的营救活动。
洪赓飏知道赵恒惕易反易复,脾气捉摸不定,决定先从赵的外围着手。
赵恒惕手下有4个师长,其中叶开鑫和贺耀组都是宁乡人,这两个师的军饷都是由禁烟局直接拨付的,洪赓飏与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洪赓飏的妻子袁素,与赵恒惕、叶开鑫、贺耀组的眷属也多有接触。尤其是叶开鑫的太太爱玩麻将,不时邀集几位官太太开牌局。为了好友刘少奇,洪赓飏夫妇各以不同和方式开展营救。
袁素周旋于赵、叶、贺的公馆,探听消息,寻找机会。洪赓飏则分别宴请叶开鑫和贺耀组。每次宴客,都有社会名流作陪。席间,洪赓飏开门见山地说:“刘少奇是我的同学,书读得好,我们又是亲戚。现在他出了点麻烦,要劳驾师座给个面子,保释他出狱!”贺耀组很痛快,表示愿意帮忙。叶开鑫可就有点拿腔拿势了,说刘少奇的案情重大,赵恒惕不一定会轻易放手。洪赓飏再三求情,叶开鑫就是不松口。
叶开鑫是个关键人物,长沙警备司令又是他昔日的部属,他出不出面,关系极大。平时和叶开鑫交往,洪赓飏知道他有一个癖好,爱收集文物字画。为了营救刘少奇,洪赓飏不得不忍痛割爱。
宁乡洪家自高祖起,高中举人、进士、翰林者多人。官宦人家,自然藏有不少罕世珍品,其中有一幅乾隆皇帝的御笔条幅,洪家视为传家宝。洪赓飏派自己的随从周维宾,连夜赶回乡下,取来这个宝贝。他又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连同这幅御笔,送至叶开鑫公馆。为了加大保险系数,洪赓飏又在银楼打了一套银质餐具,送给了叶开鑫,再一次陈情,请叶出面保释刘少奇!为朋友两肋插刀,洪赓飏在所不惜。
在这同时,刘少奇的胞兄刘云庭也奔走于宁乡与长沙之间。刘云庭曾在湘军中任过相当于营级的军官,又热情仗义,在社会上结交的朋友很多。得知其弟被捕的消息后,他心急如焚,求助于他所认识的上层人士。
一位是宁乡籍的国民党元老周震麟,据说与赵恒惕还有威谊关系。
刘云庭每年都要登门请安致意,周震麟对刘云庭很有好感。刘云庭找到周府,老先生一口应承下来,立即拍了一个电报给赵恒惕,还亲笔致函赵恒惕,称刘少奇是他的远亲,请赵高抬贵手,立即放人。他派自己的侄儿周存宜即刻动身去长沙,将这封信直送赵恒惕手上,并且说:“你告诉赵督军,我在等他放人的消息!”
另一位是鲁涤平。鲁涤平是赵恒惕的4个师长之一,也是刘云庭在湘军中的直接上司。鲁涤平对刘云庭的请求没有推托,飞电赵恒惕,恳请赵释放刘少奇。
刘云庭还搬动了长沙县县长姜济寰,宁乡籍省议员朱剑凡、蒋铁铮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他们给赵恒惕或写信或致电或登门说项,一致要求释放刘少奇。
全国各地工会和社会团体通电声援,省内又有这么多名流、元老,更有掌握湖南大部分经济实力的洪赓飏,手握重兵的贺耀组、叶开鑫、鲁涤平,还有民意代表欧阳振声议长等人一齐出了面。赵恒惕专横暴戾,也懂得众怒难犯的道理,只须找个台阶下来,他对叶开鑫说:“抓了一个刘少奇,闹得满塘麻蝈叫。我懒得管这件事了,由你去处理。将刘少奇驱逐出境,以后不得再回湖南!”
1926年1月26日,刘少奇终于恢复了自由。为了顾全面子,赵恒惕将一册《四书》,要叶开鑫转交给刘少奇,意思是叫他多读圣贤之书。当时的《工人之路》刊物,讥讽这是“最滑稽”的事情。叶开鑫因收受了洪赓飏和刘云庭的许多财礼,又因为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送给刘少奇200块大洋,作为离开湖南的旅费。刘少奇当然不会接收这些东西,出狱后不久,他通过组织,托人如数奉还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于2月19日到达广州。
3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省港各工会的负责人和罢工工人代表共1500余人参加,3月4日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报道了会议盛况。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少奇同志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被捕的。经过各方努力,各地打电报,才迫使赵恒惕放他出来。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发奋最勇敢的一位战土……”
别有用心的诬陷
宁乡县公安局长霍建国关于处决杨剑雄的信,3天后就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与杨剑雄是上小学时同学,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1949年11月中旬,他曾接到过杨剑雄一封来信,当时确实太忙,没有即刻作复。没过多久,乡间有亲友来北京看他,刘少奇顺便问起杨剑雄的情形,获知了杨剑雄的种种劣迹后,他就十分警惕了。尤其是杨剑雄在乡间吹牛,说刘少奇在沙被捕,是他向赵恒惕求保,才获得释放,是他救了刘少奇的命。刘少奇就不能再沉默了。有一回洪赓飏的妻子袁素去北京看望刘少奇,刘少奇对袁素说:“杨剑雄逢人便说他救了我的命,哪有这样的事啊!”
却说杨剑雄没有接到刘少奇的回信,曾动身去北京,希望能见到刘少奇。后来“文革”中谢富治的专案组据此认定,刘少奇与杨剑雄解放后还有往来。关于杨剑雄在北京的情形,他本人在狱中亲笔供词说:
一到北京,就去找招待所姓鲁的(同乡)。那姓鲁的说,他作不了主,要政府批准方能住宿。于是回到车站不远的地方,住进一个客栈,想法子见刘副主席。无如我这个站在反动立场的人,找不到门径。我总以为可以住招待所,不花钱。结果客栈很贵,我没带好多钱,无法再留,就不得要领回到了长沙。
这是杨剑雄去北京的真实情况。
其实,刘少奇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对给予过他帮助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与洪赓飏在长沙握别后,就天各一方,互相没有联系。直到长征之后到达延安,才从湖南来的人那里得悉,洪赓飏早于1928年秋天因生腰痈,病逝于长沙,时年30岁。刘少奇难过极了,写信给洪的妻子和母亲,问候他们的健康,关心他们的近况,信中建议袁素把孩子送来延安学习……眷顾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袁素的孩子还小,中途又多阻隔,没有能去延安。解放后,袁素快50岁了,住在乡下,生活相当窘迫。刘少奇给袁素写信,说她毕业于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可以去省文教厅请求分配工作。如果不怕吃苦,也可以来北京学习。袁素果然去了北京,刘少奇热情接待了她,并介绍她去华北政治研究院学习。袁素学习结业后,分配去武汉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工作。临行前,袁素去向刘少奇告别,刘少奇设家宴款待。叙谈中,袁素说自己的眼睛不好使了,看书写字都很费劲。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一副老花眼镜,让袁素试试。袁素试了一下,正好合用,刘少奇便将这副眼镜送给了袁素。“文革”中,袁素吃了许多苦头,但那副她使用了多年的眼镜还在。袁素于1977年去世,这副眼镜由她的儿子洪克宗保存。1987年,洪克宗将眼镜献给了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
其他营救过刘少奇的人,如周震麟、贺耀组、周维宾等,解放后都得到刘少奇的尊重。他没有忘记老朋友。
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的来信,使刘少奇陷入沉思。
杨剑雄畏罪潜逃,现经当地政府缉拿归案,并依法作出了判决,可见他罪不容赦。
当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1949年12月3日,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时,召集死硬分子训话,要他们分散潜伏,开展长期的斗争,以图最后完成反共复国戡乱大业。尔后果然匪患成灾。从1950年春天起,全国各地暗杀基层干部的事件层出不穷;还有炸桥梁、割电线、撬铁路、纵火烧仓库等恶性大案。而据各地报告,匪情还有迅速蔓延之势。为了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7月21日发布指示:坚决肃清一切公开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
国无纪,民无生,国法大如天。刘少奇与杨剑雄确实有过同学关系,但据宁乡县公安局的公函,杨剑雄罪大恶极,不堪再造,刘少奇亲笔拟就电文:湖南省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二十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
一月二十九日
这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然而,在共和国最大的冤案中却被说成“杀人灭口”!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抛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影动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大约只过几天,有几个从北京来的人物,在宁乡县城和花明楼乡,神秘兮兮地找人谈话,做笔录,完了还要按手模。大家开始不清楚他们
的真实意图,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几个人是谢富治主持的专案组派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弄一批材料,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在宁乡“杀人灭口”。在调查取证时,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图写证词。如若不从,就批、就斗、就打!
是年8月10日,谢富治掌管的那个专案组,又派人找来了原洪赓飏的随从周维宾,勒令他只许老实交代问题,不许耍花招。接着提出几个问题要他证实:1.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背叛了革命;2.洪赓飏充当了刘少奇投降敌人的牵线人等等。
周维宾此时已60多岁了。离开洪赓飏后,他在长沙城南豹子岭开了一爿小煤店为生,解放后随公私合营进入长沙市煤建公司。作为私方从业人员,政治上不灰不白,因此他处处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他面对气势汹汹的专案组,不肯出卖自己的良心,据实写道:
我把洪赓飏的信送给叶开鑫姓李的秘书,我送传达室了。
我送信到叶开鑫、贺耀组家里。拿了些画,画是洪赓飏家里的,送给叶开鑫了。洪赓飏说要保刘少奇,他是家乡人,是同学,学文(问)又好。这个画是我从宁乡洪赓飏家里拿来的。
保刘少奇我记得请了两次酒,一次在天乐居,第二次在怡园。清酒叶开鑫参加了,一次请上十个人,叶开鑫的李秘书也参加了。
为了这个材料,周维宾挨批挨骂,罚跪喷气式,他都咬紧牙关忍受了。他不能瞎说瞎写。他写的材料有不少错别字,有的地方语句也不通顺,更重要的是不对谢富治专案组的胃口,这个材料当时弃之未用。当真理的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中央为刘少奇的沉冤昭雪时,周维宾的材料便成了戳穿谎言的重要证据!
90年代初担任过宁乡县政协常委的周石禅,当时专案组要他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杀人灭口”,周石禅坚决抵制这种诬陷。专案调查人员就弄一些人来批斗他,打断他三根肋骨。周石禅痛得昏死过去,醒转过来后,他仍然坚持:刘少奇不是杀人灭口,杨剑雄罪该伏法!还有公安局的几位老干部,以及洪赓飏的儿子洪克宗…… 他们都冒着挨斗挨打的危险,一致抵制那些专案人员指鹿为马的行径。
另一位钟振琪,当年担任杨剑雄案的法庭审判员,后来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专案组要他写假证明,他说:杨剑雄被关、县法院判处死刑,省政府审查核准,整个办案过程,刘少奇都不知道,怎么能说他杀人灭口呢?专案组说:这是需要!从上午8时到半夜,3个人围着他轮番威逼。他招架不住,违心地在证明材料上添上“杀人灭口”4个字。他一直为自己的懦怯而忏悔,他说:这是我平生做的最大一件混账事!
然而,谣言终究不是事实,真理的阳光总会驱散笼罩着的乌云。1980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故乡人民当然更不会忘记他,当年从宁乡炭子冲走出去的,是一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的伟大革命者! (摘自《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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