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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魔鬼的盛宴:广西吃人事件(图)
来源: 杨晋招生/日期: 201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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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就是“保皇派”的“联指”对“造反派”的“4· 22”和同情“4· 22”的群众以及无辜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屠杀,是以“革命”的名义的屠杀。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枣“4· 22”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广西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皆首屈一指。

遍及全广西的大屠杀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连边远山区,穷乡僻壤都未能幸免。

广西大屠杀又分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高潮,中共广西区政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1968年那场大屠杀,有这么一段总结概述。(被屠杀者的统计数字,仅仅是有案可查的众多失踪者,至今生死不明,不在此统计数据内)那一个又一个有体温有笑容的具体生动的生命被抽象化为一组组冷漠的数字:

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 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钦州地区7个县市失踪10359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

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对此有详细记录:

二月六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2000多人,配备步枪800多支,轻重机枪26挺,冲锋枪407支,各种炮八门,手枪164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4· 22”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4· 22” 13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4· 22”死五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__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72间,吃去国家粮食14000多斤,肉类8800多斤,耗费国家资金20000多元。

从2月7日至5月27人上思县被斗打1125人,被杀39人。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期间,灵城打死三人陈尸示众。大会总结号召对敌人镇压,中间有人布置杀人,新圩公社回去杀五人,第二天早赶回开会。

2月16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由于2月9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12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14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300多人,由蒙治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13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于16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圩、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5时才停火。“联指”方面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杀害,双方对打死5人……

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5户九间,厨房3间,牛栏1间。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17天内,全县被杀害239人。

三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8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3月16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一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102人。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3月19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94人。

3月18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1000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3月27日至5月22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12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10个月的婴儿)有13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 22”围剿。“4· 22”派被杀110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3· 24”事件。

4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4· 22”部分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 22”,此次共杀害30户(全屯46户)杀死56人,烧毁民房44户133间(全屯140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4月13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 22”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4· 22”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4· 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4· 13”事件。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 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 22”的方案,提出刮“12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4· 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4· 13”后的一个月,将关押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230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38人,斗死90多人。4月1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22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22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894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4月14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4月13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月15日)杀24人,4月16日又杀52人,从4月5日至五月6日杀56户92人(其中15户被杀绝,1户17人被杀13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2701.27元(内改嫁证明费218元,设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21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4· 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0多人,将12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177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40%。从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反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会议与18日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杀人事件。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11个公社155个大队,有154个大队布置杀人,从4月26日至29日,全县共杀害1229人。城乡各地,陈尸百里。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级台风”中被杀害的。5月3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十分惨重,不得不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5月11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惨遭杀害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军”以及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共18000多人。

5月12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 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4· 22”“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竟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十个不同观点的人,身受折磨,死去活来。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10000多人。

5月17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酿成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枯那事件”,这一事件共杀害了群众和干部973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后,标榜上思“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4· 22”是反动组织。是日,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 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 22” 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8月23日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大抓大捕1671人,惨遭杀害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61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5月24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 22”被围剿。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5600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800多人的“4· 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50多天时间,从5月24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平矿“4· 22”惨遭杀害。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联指”的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控制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12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5人,致伤致死75人。7月14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24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二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直接策划煽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11人当场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伤残。20日上午王德堂决定“积代会”延期一天,他向“积代会”布置杀人,公社回去后要狠抓积极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屠杀全面展开。王德堂在文革期间,还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6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

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关押、毒打、揪斗,杀害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7864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5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打死1300人,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

柳州地区武宣县,距柳州市仅90公里,虽非通衢大邑,但其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扼南下贵县、玉林,北上柳州的交通要津,红水河流经县城,又有直下西江流域的桂平、梧州的舟楫之便。

可就是在这个并非蛮荒之地的武宣县,文革期间,却上演了一慕慕疯狂野蛮的人吃人的惨剧。

1968年5月13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 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120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4· 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人并请贵县“联指”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价值37900元;共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26600多元。自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联指”大规模吃“造反大军”(4· 22)人肉事件。为了以正视听,这里一字不漏引用中共广西整党办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所记载的史实:

6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赏。从是日起至8月底止该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吃人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农民、有国家干部和所谓的中共党员。

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18大队长,解放后,他任仓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7月1日晚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著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巨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烟缭绕,腥风飘荡,焦味充荡,一派阴森状令人不寒而栗。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该县于4月5日成立革委会,相继又成立“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和“武装纠察队”,但县革委会、人武部、“联指”、“贫联”,“武装纠察队”是穿著连裆袱的“联指”派,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枣“造反大军”当“反革命”、“土匪”、“右派翻 天”进行镇压。

中央“七· 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持“剿匪”。几天时间“造反大军”荡然无存,打死杀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野蛮行径。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了文革,各省、自治区都积极处理了“文革”遗留问题,唯有广西原区党委继续坚持派性,美化广西在“文革”中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的野蛮事件,后来中央几次追查过问,区党委竟有人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公然袒护了武宣“联指”中部分人吃人肉的严重事件。这样,灵山县、贵县、武鸣华侨农场“联指”吃人肉的野蛮事件的盖子就被捂住了。

广西各地剖腹挖肝事件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记载除武宣县外,南宁地区的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钦州地区的浦北县、灵山县以及玉林地区的贵县都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一一罗列为下: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时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这是一起野蛮杀人命事件,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导致该区后来乱杀人、剖腹取肝的事件不断发生。

据“处遗”调查统计,该区从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的事件11起21人,其杀人手段极野蛮残忍。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名兵抢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还割腹取肝,陈尸野外的事件,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 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个阵亡。上林“联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4· 22”“四类分子”(地富反坏)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杀人手段野蛮残忍、罕见。比如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杀陪祭。乔贤大队的蒙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亲生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哭边烧,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惨不忍睹。

武宣、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

20世纪人类的两大罪恶枣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清洗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而文革中广西的大屠杀、人吃人的史实证明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的血腥野蛮、残忍、较之法西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人吃人惨剧早 已超出阶级仇恨的范畴,而造成对基本人性的摧毁。

“七·三”布告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文革之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重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造反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正是毛泽东的讲话和江青的煽动,才有后来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党政机关。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联指”和“4·22”)代表,第一、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恩来长袖善舞,和稀泥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翻手为云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到了1968年的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觉得造反派已经过了头了,已经失控了,毛泽东利用他们已经达到目标,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这样在1968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即“七·二五”讲话),周又覆手为雨地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在此之前,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

其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军管,在广西,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对“4·22”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如果说“七· 三”布告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4·22”的屠杀,那么“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4·22”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

比如1968年7月底8月初广西军区先后调动220师660团四个连,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炮兵第642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对南宁“4·22”实现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这一仗“4·22”被打死3795人(当场打死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其中被打死2324人)。南宁地区的宾阳县“七·三”布告后,在县革委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亲自布置的大屠杀,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里,全县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

河池地区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动9个县(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三个兵工厂(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联指”武装人员会同6911部队共3000多人,围剿凤山县“4·22”一役毙杀1016人。

“七·三”布告颁发的直接原因,是缘于柳州“造反大军”抢夺援越军列。

1968年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抗美援越打得热火朝天之际。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 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该事件令中央震惊,称“已严重干扰破坏了毛主席的文革部署”。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7月31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习称“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使广西当权者如获至宝,变为他们堂而皇之大屠杀“4· 22”的尚方宝剑。7月9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90000多份。

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5000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7月12日至8月3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都是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和一篇又一篇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的讲话。7月15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会后“联指”在全区掀起屠杀“4· 22”的狂潮将所谓“障碍”革委会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 22”派和地富反坏右),打死和枪杀,以此作为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

让我们看看广西各地大屠杀的情况:7月15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地“4· 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者)。他们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人,还有的人被抓之后,至今生死不明。

在桂林地市,又按照桂林的需要制定出“八·二零”公告。为此事,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8月18日到桂林几次,在301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从8月20日至10月一个多月里,桂林地区(包括桂林市)被害者达数万人之多,其手段之毒辣,惨不忍睹。这是“七· 三”布告这个特大事件中的一个大事件。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尔后又抓捕80多人。

柳江“福塘事件”

7月24日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事情经过其严重后果是这样的。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事“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月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25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 宜等。

7月24日凌晨4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分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分撤离福塘,留下部分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著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

“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斤。

广西各地“七· 三”布告颁布后屠杀情况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广西各地“七· 三”布告颁发后的屠杀情况有如下记载:

南宁地区的邕宁县6月份前死54人,在受到“右倾”的批评后,于7月16日至19日分五片召开会议(千人至万人大会),刮12级台风,结果在全县9个区同时调民兵攻打“4·22”派据点事件。全县乱杀人到8月22日止达4762人,7至9月打死947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人数88%。凭祥市印“七·三”布告26000份,调动1056人,组成79个宣传队,办学习班78期(参加学习的2464人),在全市造成乱打,乱斗,乱杀人事件。8月5日至9月3日以凭中为重点的落实“七·三”布告为中心任务的全市中小学校,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71名教职工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其中凭中36名教师即有11名被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走资派”等罪名。

在南宁地区自“七· 三”布告下达至10月止共揪出坏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斗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战8,9月的结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两个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数40.6%。

桂林地区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区死亡1859人,之后死亡9087人(共计10946人),占死亡人数90%左右。桂林地区死亡9087人,南宁地区死亡7199人,两个地区在“七· 三”布告后共死16282人。

在临桂县,在7月8日至7月10日,公社主任武装部长的会议上,县武装部长龙凤山批评行动慢的公社,并命令武装部长(是一个行动慢的公社武装部长)在桂林带去11个精干的民兵,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错误。此次会议后,各公社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和县“联指”派人分别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在杀人会上,各公社均先宣读“七·三”布告然后杀人,会议结束到7月16日共杀去36人。7月16日至月18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出面开会,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就是搞“4·22”骨干分子和各公社大队的四类分子和其它危险分子,刮他12级台风。”

胥明德也说具体对象是对立面的头头,对立面的骨干分子还有为未改造好的四类的分子等。从此次会议后到7月24日共杀100人。从7月26日至8月22日共杀96人。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召开12县民兵团及县武装部长会议,布置攻打“4· 22”据点。在“八·二零”时临桂县被关押在军管会40余人(除1人在杀场中死里逃生外)均被杀害,就地枪杀或经过关押杀的无法计算。8月23日押在麻袋厂的其中9人拉出杀害。8月28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英豪分别向驻桂的公社民兵团说,要抓紧清理关押人员,要搞得对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从8月28日至9月18日又杀去89人,这样临桂县从68年6月至68年10月共被杀1783人。全州县于7月8日召开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7月份共开批斗会1107 次,165062人,被批斗者2179人,人们说“七·三”布告成为“联指”镇压“4· 22”的尚方宝剑。7月13日县革委主任说现在农村杀人比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州县共杀人1111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57.4%)。

德保县贯彻“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的办法向下贯彻。7月7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传达“七·三”布告和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精神,公社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作大会报告,宣布以大队为单位,摆开战场,把所谓四类分子和“反团”(反共救国团)187人进行批斗,当场死伤19人(各占一半),燕洞公社7月18日开万人大会,被批斗者宣布罪状后个个过鬼门关,(在过关时个个被已准备好的纠察队民兵用木棍,枪托等凶器毒打),过关时206人均被毒打。各公社均采用此办法进行贯彻,到7月20日宣布全县已抓了坏人1200人。8月5日王君太主持召开县常委会,决定召开大会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状会”,在讲台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王君太一面号召刮12级台风,向敌人进行猛烈进攻,纠察队,民兵的等动手打骂,下面哭声震耳。至68年8月7日县贯彻“七·三”布告办公室宣布“七·三”布告传达后,德保县抓紧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工作。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到8月5日止,农村共揪斗干部,群众2120人,县直机关共揪斗干部职工121人,学习“七·三”布告后投案自首者200人,全县死人312人, 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98人,之后214人。

上思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负责人说:“贯彻‘七·三’布告,策动全县对积极敌人实行专政,过去没有“七·三”布告,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了“七·三”布告,就能解决上思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再次掀起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十级台风’不行,就刮‘十二级’台风。对敌人专政,这次会内搞,会外也要搞,会内外结合。”于是会议期间共杀了两批人共23人(第一批11人均为国家干部)会外杀75人,共98人(会外零星杀人不计)。在贯彻“七· 三”的同时贯彻区革筹清理阶级队伍指示,全县共清出“叛徒”51人,特务4人,走资派51人,反革命分子41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20人,其它坏分子835人,在清理斗死121人,逼死18人。

都安县在向专区革委报告中说:从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这一阶级斗争特点,主要是横扫积极敌人颠覆革委会的现行破坏活动,这一阶段全县共揪斗7367人,但更深更艰苦的斗争还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七·三”布告威力下,一个“三查一清”运动迅速在全县开展起来。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团”和“中国青年党”。

北流县7月8日举行7万人参加的贯彻“七·三”布告大会。提出更猛烈地向积极敌人进攻。7月9日革委武装部作出贯彻“七·三” 布告决定,说靠“七· 三”布告威力揪斗“黑班子”等案。接著成立四个项目组,101,202,303,606项目组,共查清253个案件(全是错案,假案)。7月18日北流“联指”和各公社为贯彻“七·三”布告成立“七·三”指挥部。此后在全县范围内乱揪乱斗,全县被诬为“黑班子”的820人,被斗争748人,打斗至伤479人,致残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团”804人,斗打致伤414人,致残139人,致死225人(其中区书记顾德未得三结合,诬副书记搞反团该区受害500多人,致残205人,致死112人。后顾被判刑13年又翻案加刑3年共16年。

9月陆川县集中中小学校老师集训,贯彻“七·三”布告,搞斗、批、改、清理积极队伍。一大批中学老师受到摧残,陆川中学80多名教师职工被杀11人,批斗56人。未厂中学22名教职工被杀7人,陆川中学校长前后被斗120次后逝世(采用这个方法贯彻“七·三”布告清理阶级队伍的县还有,这是比66年7,8月集训老师进行批斗更为严重的又一次对教师的摧残)。

桂林市“八· 二零”大屠杀

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 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4· 22”桂林“老多”据点。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参加了会议并讲话:“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8月19日在104部队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12县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了“八· 二零”行动。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 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分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其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月29日陈秉德号召刮12级台风,30日全市大游斗。8月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9月4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著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人(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345人,超过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20日前武斗中死人267人的30%。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凤山“江洲惨案”

8月1日由凌云、乐业、巴马县人武部干部带领的三县“联指”武斗队和6911部队进入凤山县,会同该县“联指”和人武部中队共1000多人武装围剿“七·二九”兵团,“七·三”布告下达后“七·二九”被县人武部和“联指”当作“土匪”围剿,人马逃散到“南山”---江洲一带和“北山”---六隆一带躲藏。

这天,解放军和凌云县“联指”武装队包围了江洲洞,洞里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装民兵10多人,解放军和凌云“联指”围攻三天三夜后,洞里弹尽粮绝(只有七支步枪),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于是洞里提出,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即可缴枪投降,解放军和“联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内派出代表黄显应,陆祖业,陆沦贵处理“谈判”,指挥围攻山洞的凌云县人武部科长卢元俊主持“和谈会议”,双方谈判结果达成协议:“洞内“七·二九”缴枪投降,保证全部人身安全。”经双方签字后,“七·二九”先交枪,后出洞。解放军和“联指”收缴枪支后,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队部仓库关起来。三小时后,枪杀了7人,其中一个小孩仅12岁,而后又杀害了十多人。

这就是震惊河池,百色地区的“江洲惨案”。但在十年浩劫里,却被称之为“江洲剿匪大捷”。卢元俊等人“立功受奖”。继“江洲惨案”后,解放军和“联指”又围剿北山

广西大地“一片红”

8月21日,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枣本报记者评述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从而实行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宣告成立,革委主任是韦国清,副主任是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革委委员133人。

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要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讲话传达后,全区各地又掀起了乱杀人的新高潮。

由于广西各级革委会和人武部贯彻执行韦国清的部署,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冠以种种罪名进行镇压,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区革委会,广西军区于9月23日给广西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220师,独立一,二师,空七军,二零分部,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

宾阳县一面布置不要乱杀人,一面又说确实群众要求要杀的也可以杀。该县在9月以后依然继续乱杀人。

临桂县9月以后在军管会看守所关押的人不断被拉出来杀害或斗打,无人过问。至于群众杀人的事,更是时有发生了。当时还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的通知前,采取口头通知,说要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到处出现突击杀人。

广西大地确实是“一片红”枣仅仅是“七· 三”布告颁布至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1984年“处遗”工作中,有人根据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概括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 ,杀人之惨,历史罕见。”

作者:吴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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